论《左传》所记三次重大的人物品评活动

春秋时期的人物品评活动盛况空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品评人物的高峰。这一时期处于思想前沿的是贵族君子,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圈。他们在政治外交活动和思想交流活动中常常品评人物。贵族君子和史官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出现合流的倾向。贵族君子和史官成为这一时期人物品评的主体。《左传》就记载了大量的发生于贵族君子这一文化圈的人物品评事例。其中可以称得上人物品评盛会的大型活动有三次。分别是虢之会：郑行人公孙挥品评各国大夫;垂陇之会：赵孟请赋诗以观郑国七大夫之志;延陵季子遍评各诸侯国政治精英。     

回儒修养理论比较--以清初回族思想家刘智《天方性理》为考察点

以往研究刘智回儒思想,多从宗教、哲学角度展开,①本文则从修养论展开,探讨回儒之学的同异,以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本文比较、研究了刘智的回教心性论与修养论,认为它与理学的修养理论基本相同两者无论在心性论的思路、分类、功能,还是在修养论的内容、次第、境界等方面,皆相近或相通.当然,回教与理学毕竟是两种文化,彼此也各有特点.本文还认为,修养论在回儒之学中都具有极重要地位,对于它们的比较、研究一定会大大促进彼此的了解、沟通,并为两种文化的融合奠定基础.     

虞集散文的重要艺术特色

虞集为元代文章大家,名列“儒林四杰”之首。在艺术方面,虞集散文具有平易澹泊、长于说理、不拘于法度而机用自熟等特色。     

“三不朽”的关联及其属性探究

春秋时代穆叔（叔孙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但并未对此作进一步的解说,尤其三者的主次、属性等均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论证对三者的意涵界定和关联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穆叔在提出“三不朽”时三者是并列关系,并无高下之分;孔颖达在注疏《左传》时明显地认为立德高于立功、立言又可能在立功之下;钱穆等则认为立德较高,其余二者不分轩轾;倘若从儒家重德的立场来看,立德当属最高,立德、立言皆应受德的制约,且二者只要遵循德的制约,性质难以区分高下。“三不朽”需要一个人在生前完成,是重在现实社会与社会群体,属性是入世的;“三不朽”所谓不朽,仍有时空的限制,与所立之德、功、言的影响有关,属性是重质量的;不朽还存在一些恶的形象,“三不朽”意在鼓励积极向上的正面意义,属性是正面的。可见,“三不朽”是人人皆可企及的,是有益于社会群体的,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是大众追求的人文精神,也是文学艺术创作所追求的目标。     

《急就篇》传本述略

<急就篇>既是汉代重要的蒙学字书.又是研究书体沿革的重要著作.但是,<急就篇>历代摹刻本、注本颇多.因此有必要对其传本情况作出梳理.<急就篇>传本的研究,在小学和书法学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洪范传》看曾巩和王安石经学思想的异同

曾巩和王安石都尊经重道,注重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提倡通经致用,二者的经学思想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比较而言,曾巩是位纯正的儒家,他的经学思想是以教化为中心的,重在继承;王安石博采众长,他的经学思想是以变革为中心的,重在创新。     

《跻春台》中的婚丧民俗礼仪述论

《跻春台》是清末四川地区刊刻出版的白话小说集，共四十个故事。作者为四川中江人，全书用四川方言俗语写成。其描写对象多为中下层市民或农民，实录的写作手法使小说中出现较多关于蜀地礼仪民俗的描写，其中涉及最多的当属婚礼与丧礼。清末蜀地婚礼与传统士昏礼中的“六礼”既有一脉相承的一面，又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如礼节简略、不亲迎、无聘金等。而丧礼除遵循《仪礼.士丧礼》的部分礼仪外，又有着蜀地丧礼独特的习俗，如普遍作道场、富户散普孝及奢靡风气、帮助穷户殡葬的“孝义会”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蜀地民俗礼仪有着与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一脉相承的一面。另一 方面，受地域、经济、气候、风俗等影响， 清末蜀地民俗礼仪又呈现出独有的特点，使蜀地民俗礼仪文化呈现出传统与保守、多元统一、内涵丰富且富有个性的特征。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探王应麟的经学思想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两部著作的研究入手，探讨由此反映出的王应麟的经学思想。在其学术渊源以及时代背景等多 方因素作用下，其经学思想主要表现为：融汇百家，经、史、小学并举；兼采汉宋，考据、义理兼具；通经致用，内圣、外王相合三方 面。     

略论汉、宋铜镜纹饰中的西王母故事

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汉代铜镜和石画像中经常出现。宋代铜镜纹饰之中也曾有过这一形象,然而其形象塑造、故事情节均有所不同。西王母故事并非自宋代流传而来,所以人们一般都不熟悉宋镜中的西王母形象。本文试图指出这一故事的思想背景,并讨论宋以来西王母形象的变迁原因     

批朱与述王：季本解经的两重进路及其思想意义——以《大学私存》为例

明代中后期，王学内部讲学之风盛行，但阳明后学季本却不喜讲学，以重读书、擅解经著称，呈现出异于王门诸子的特质。其所著《大学私存》,既对朱子“格物”“新民”等思想展开批判，又借由对《大学》的新诠，为阳明的“格物”解确立经典依据，透显出从“批朱”与“述王”两重进路解经的鲜明特色。此对王学而言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一方面，继承阳明展开对朱子的批判，通过辨朱学之“非”明王学之“是”,在讲学之外拓展了宣扬王学的形式，推动了阳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绾合经学文本与义理而为一，弥合阳明“以心解经”之不足，纠正了过分依赖讲学、轻视经典所导致的空疏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