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在"罗马化"过程中的作用

罗马军队是传播罗马文明的重要载体,对推动行省和边界地区的罗马化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军队需求成为刺激行省地区经济发展和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行省和蛮族士兵罗马化的一个重要媒介。在城市化运动中,罗马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治哲学的三种类型

政治哲学依其承担的学术使命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哲学在政治研究领域的展开,被当作是政治学精华的浓缩;一种是在政治学中与所谓实证研究对立起来的规范研究,主要使命是阐述政治的本质或价值;一种以统一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理论与经验科学为目标。本文认为,政治哲学不仅要阐述政治生活的价值,还要承担起政治学的反思、批判职责,还要把政治认识和政治思维过程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关注政治学发展中提出的一切哲学问题。     

《资本论》的当代意义

<资本论>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点.它提供了批判"历史终结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资本论>是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双向建构的结晶,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研究人类社会和人类解放的大思路.当代应当继承与发扬这种学风.<资本论>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学说,要求结合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资本的历史作用.它不仅典型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可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破解这一历史难题需要理论创新.     

论马克思的实践观念对传统哲学的超越

马克思在批判性地继承了传统哲学中合理的实践观念的基础上,创立了哲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实践哲学形态,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完成了由传统哲学主客分离的思维方式到实践思维方式的转变,哲学的目的也由解释世界转向变革世界,这两方面构成了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系的本质特征。     

定义与系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与结合的可能性

本文将西方哲学与古典中国哲学所重视的方向做比较。我们发现,除了墨家之外,中国古典哲学不那么重视定义,反而重视成语的使用以及思想家的高智灵感,知道在某场合中如何使用适当的语言来诠释。西方哲学重视系统的传统与印欧系语言有密切关系。西方哲学重视某物的单独存在,中国哲学则重视物与物之关连;西方追求某物的明确定义才讲它与万物的关系,中国哲学则从流动的道或太极图把物与物的彼此互相关系当作某物的不能缺乏的因素。不过,近代西方哲学已不追求定义与系统,同时张岱年先生与其它中国哲学家愿意使用定义和系统来诠释中国哲学。中西方哲学两者的碰面对哲学界有独特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哲学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根据中国革命斗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结合中国现实,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从学理的层面、从理论的核心深处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主要是指与儒家哲学的融合,两种哲学融合的基础在于两种理论的核心深处存有着人类社会的共同法则,即对人的终极关怀与强烈的实践思想。当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很好地将中国儒家思想包融于自身时,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飞跃。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     

生命的定义和生命起源的充分必要条件

现有的对生命起源和本质的各种论述以及生命的各种定义都没有找到生命起源的充分必要条件。自然条件下能实现自复制的比较稳定的大分子物质结构才是生命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自复制能够解决生命的复杂结构产生的概率问题。有了正反馈,进化的世界观才能成立,才能战胜热力学第二定理引导的退化的世界观。     

国外儿童语言研究综述

国外儿童语言研究源于儿童心理研究,历经了心理学、语言学双重取向的研究和儿童语言研究的独立学科等过程。期间的研究成果丰富,揭示了儿童语言词汇、语法、语义、语用习得和发展的特点。     

How publics’ active and passive communicative behaviors affect their tornado responses: An integration of STOPS and SMCC

During imminent threat crises, such as natural disasters, publics have minutes to decide how to respond after receiving a warning. This study advances understanding of publics’ crisis communicative and noncommunicative behaviors in the context of tornadoes through combining and extending two theories: the social-mediated crisis communication (SMCC) model and the situational theory of problem solving (STOPS). Findings from a survey of Southeast U.S. residents (n = 1,585) indicate that STOPS is internally consistent and accurate at measuring its intended outcomes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problem solving. However, the STOPS measures do not have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sirable outcome for imminent threat crisis communication: individuals following government’s protective action guidance about tornadoes. In comparison, the expanded SMCC model predicts individuals’ self-reported compliance. Finally, variables from the SMCC model and tornado-specific variables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STOPS model to explain individuals’ communicative engagement.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ublic relations practice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