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视域下的苗族史诗《亚鲁王》

《亚鲁王》作为苗族复合型的大型史诗,保留了大量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神话情节和母题。该史诗流传的悠久历史体现出麻山苗族地区丰厚的神话传承土壤,史诗叙事中关于万物起源、造日月等典型神话母题具有值得关注的神话内涵与文化分析价值。     

苗族史诗《亚鲁王》的生态审美意识

从生态文学的角度看,《亚鲁王》是在不断重复的对万物与人的关系的描绘中体现着艺术审美方面的典型意义:万物都是生态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者——苗族人民对自然的质朴认知形成了以平静的语调表达自然、以欣赏的眼光看待造物的自发的审美心态;万物是有灵魂、有生命、有情感并相互关联的——自然的整体和谐成为具有生命审美价值的表现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相互交融的一体性——人与自然的融合成为审美表现的终极理想。     

从《穆天子传》看神话历史

<穆天子传>真实性问题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讨论,即:<穆天子传>所记穆王西巡之事的真实性与<穆天子传>为西周史录的真实性.笔者倾向于认为<穆天子传>是以周穆史官的记叙为基础,至于它的完善、定型则有可能是稍后的事情.当然,在近两千年的流传过程中,仍难免存在文本的缺失错讹与删改的现象.而其真幻结合的叙事特征完全符合"神话历史"的逻辑.在新史学语境中对<穆天子传>的再认识,需要对其文本背后的玉文化背景的真实性的认识为基础.<穆天子传>研究的深入需要新的视野和方法的介入.     

孟、告之辩的启示——对内圣外王的道德与制度思考

<孟子>中的孟告之辨提出了"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的问题.告子的"长者义乎"实隐含提出了制度问题:他将社会秩序的维持和道德的保障建立在习俗的基础上.而习俗也就是不成文的法律制度.这进而在苟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苟子在孔孟学派之外特有的礼义师法思想.孟子的"长之者义乎"将社会秩序的维持建立在个人道德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儒家自孔孟以来一以贯之的由"内圣"而外王政治模式.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若想在当今时代能够得以实现,必须是孟子与告子两条理路结合的结果.     

《后西游记》的文化批判性研究

<后西游记>是一部深刻反省人类文明发展与衰退规律的小说.它以佛教徒西游求取"真解"为线,对迫害、打击佛教的儒家主流文化进行了嘲笑和批判,并指出出现这种文化迫害的社会根源,在干佛教传承发展过程中,信徒自身出现的贪腐现象和对佛教真实理念的根本背离;而一切文化陷入困境之源,则大多关乎人类内心深处的"贪嗔痴".     

日本《古今和歌集》编纂思想中的孔子意识

《古今和歌集》序中"人麿既没,和歌不在斯哉"的表述,凸显了其编纂思想中的孔子意识,也是其编纂思想来源于儒家礼乐思想的体现。而先于《古今和歌集》成立的《续日本后纪》中关于和歌复兴的评论,是站在春秋时期诗书礼乐的崩坏和与之相关的孔子行动的历史上创作而成的,给《古今和歌集》的编纂指出了"儒家礼乐思想"的方向,是其孔子意识的先导。     

论金代女真人的民族传统教育

民族传统是金代女真人得以立国的重要因素。女真进入中原以后,面对“旧俗”渐失的现实危机,包括海陵、世宗、章宗在内的女真有识之士,则大力提倡女真“旧俗”,积极开展尚武精神教育、女真语言文字教育、民族历史教育、传统习俗教育等。女真人恢复民族旧俗的努力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最终仍未能挽救金朝的灭亡。     

良知良能:在苗裔与放心之间

对于孟子良知良能说,宋明儒在涵养、省察、推扩的理解主脉以外,还带出一种微妙乃至警觉的意味:良知良能不仅在爱亲敬长意义上作单一途径的表现,也可以表现为好好恶恶、饥食渴饮,实际存在着一个良知良能的"表现区间";随着这一区间意识的发生,良知良能说却也面临了一种新的危险,即,良知良能表现区间的内部断裂,也即饥食渴饮与爱亲敬长的两橛化,进而,无论是饥食渴饮还是爱亲敬长,它们作为良知良能之表现的地位呈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     

《李尔王》与《长生殿》之情节结构比较

《李尔王》和《长生殿》基本情节结构均是围绕“情感线索”和“动作线索”发展的,前者是两剧的主要线索。两剧围绕“情感线索”发展的情节高潮和结局表现出与沿着“动作线索”展开的悲剧性毁灭情节的高潮和结尾相反的,或者说喜剧性的表现手段。前者中的暴风雨意象和后者中的月亮意象及花的意象分析两剧为情节的发展和结构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     

大气磅礴开山祖——《穆天子传》的小说品格及小说史地位

中国古代小说始于何时何作?说法不一。作者指出,产生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既非神话,也非传说,而是一部以周穆王巡游为题材、模拟编年史书体式的叙事文学作品,虽然粗略简古,却具有虚构性、夸诞性、人物形象意向化、结构蕴含凝聚力和艺术张力等多种小说品格,富于理想的浪漫色彩和大气磅礴的史诗风貌,是我国小说的初生儿和开山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