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楚简《诗论》献疑

就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研究者提出不少观点,但仍然存在一些疑问之处。通过辨析可以发现:先秦两汉典籍未见直接称子夏为“卜子”的用法,子夏作《序》之说根据不足。楚简《诗论》和《毛诗序》解《诗》方法不同,解诗多有歧义甚至完全对立。《毛诗序》距楚简《诗论》年代可能较近,却无一处原文相同。因此,楚简《诗论》不可能是《毛诗序》的祖本。     

男性视阈中的女性观照--读鲁迅的《伤逝》、叶圣陶的《倪焕之》

<伤逝>、<倪焕之>有一种明显的男性视阈,在爱和事业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中,女性与其生理、心理相关联的生活态度与作为,都被男性主人公视作变为粗俗庸俗的表现;在男性视阈中显示出一种男女的不平等,也展现出男主人公自私利己的一面.女性形象从天使向妖妇转变的趋势,多少隐藏着男性父权制社会观念对女性的苛求与歪曲.     

李先芳与“后七子”公案辨诬

在明中叶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中,李先芳参与的时间要早于李攀龙之外的其他六人,且有引介王世贞之功,可谓诗社先驱,却名不在“七子”之列,而被置于“广五子”之中。此事作为一桩公案被钱谦益等人借为攻击后七子的口实而加以渲染。事实上,所谓李先芳的被摈弃,有外部时空条件的限制:加入刑部诗社后不久即离京外放,在七子集团形成之前未参与活动;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一是诗文创作才力不逮,二是为人轻薄放浪,对诗社态度迟疑动摇,而并非李攀龙等人有意摈之。李先芳诗名藉甚却成就不高,然也有不少诗思秀发之作,亦齐鲁间一才人。     

日本文学对张资平早期浪漫主义创作的影响

张资平在日本留学十年 ,其早期浪漫主义创作深受日本文学影响。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 ,张资平以他擅长的笔法和题材展示了五四新青年的苦闷与觉醒 ,表达了他们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和种种生存本相。张资平早期的小说创作具有浪漫主义情调 ,应该是严肃而有特色的新文学作品。     

玄奘西行对唐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玄奘西行所带回的“烈士池”与“大象报恩”两个西域传说在中国本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中唐以后 ,它们作为小说创作的母题而被反复运用 ,产生了符合本土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巨大演变。论文论述了这两个母题在唐朝小说中的演变发展过程 ,指出这些母题在印度、中土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向 ,不同的情节发展表现出两国文化在某些核心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作为文学接受的典型例子 ,这一个案具有重要意义。     

港、澳、珠三角旅游互动合作及机制的演化研究

港、澳、珠三角地缘相连、资源互补、文化同源、经济相融、旅游产品丰富,互补发展的优势明显。三地游客互流呈现出互为目的地和中转地的特征。基础推动力、市场驱动力、政府调控力是推动三地互动合作的主要动力因素,其中,基础推动力在三地旅游互动合作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基础作用。起步发展期,政府调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驱动力则相对弱;快速发展期,市场驱动力则成为主要驱动因素;深入发展时期,政府调控力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三地的旅游互动合作仍存在诸多障碍,继续增强游客互流的便捷性、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容及优化空间布局是三地旅游互动合作的关键。     

从《客途秋恨》到《花椒之味》:香港电影中的女性身份认同流变

作为诞生于亚欧文化板块碰撞地带的“东方明珠”——香港既有国际大都市的繁华A面，也有“身世朦胧”的暧昧B面。在这一社会历史环境之下，身份的认同与找寻一直是香港文艺作品的重要命题。2019年9月上映的《花椒之味》，通过三个素未谋面的姐妹在父亲葬礼上相遇然后共同经营其父留下的火锅店的故事，表达了香港新一代女性对自己身份的再次确认。而上映于1990年的《客途秋恨》，同样是女性寻找自己身份的香港电影。通过主题传承，两个跨越了近三十年的电影文本形成了巧妙的互文，共同描绘出了三代香港女性在时代大潮中的身份认同流变历程。     

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考辨

自上世纪末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墓惨遭盗掘的十多年来,学界对劫余后经考古发掘清理的两座秦公大墓之主多在襄公、文公、宪公及夫人间考虑,迄今认识不一。本文拟以文献所记和考古发现资料作为考证依据,认为大堡子山必有以秦公礼制而葬的静公大墓,通过M2是在M3连同车马坑建成后夹挤其间的奇特葬格局;两座大墓连同车马坑在内的整个墓地统一大面积覆盖纯匀的五花土,表明两座大墓是同时埋葬或同时封填墓口的遗迹;随葬器型、纹饰尤其铭文书体的差异只体现在M2一墓所出的器物上这一奇怪的差异以及十多年来国内外相继出现的各种迹象表明是出自大堡子山的秦子器,尤其秦子簋盖夔纹确切证明秦子簋是大堡子山的出土物。“秦子”,即秦文公太子静公等考证,认为两座墓之一M3为嬴秦第二代国君秦文公之墓,型制较小的M2则是未享国而卒的文公太子静公墓,即以秦公礼制而葬的秦子墓。     

香港与内地:大众文化透视

香港与内地的大众文化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解放的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的表现，但都同时存在不可忽视的享乐主义倾向。然而只要充分发挥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香港大众文化与内地大众文化的优势互补，随着香港回归带来的双方交流的更加密切，香港与内地的大众文化一定会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共造中国大众文化的辉煌     

重新认识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

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孔子总结和发展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孔子的用意在于为风雨飘摇中的统治者寻找一种可以参考的统治模式,但这种统治模式直到荀子时代做了彻底的改造德治思想遂成为统治阶级“治安策”中的内容。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也没有被统治者采用,原因是无论孔子或者孟子都没有找到这种思想与现实统治者的切合点;到战国末期,荀子对传统德治思想彻底的改造,德治思想遂成为统治阶级“治安策”中的内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有九项内容,这些内容在一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利益,但它们不过都是为了统治阶级能够长治久安而释放的怀柔声音罢了,统治阶级或者它们的代言人都不可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展这种思想,更不可能把这种思想推向民主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