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精神》的当下意义——也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论法的精神》概括的由地理、经济、宗教等因素决定的良宪论是其核心精神,也是法治标准的核心标准,而中国现阶段的法治标准缺少这样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政体历经君主政体、准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三个阶段,缺少宪政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基础。《论法的精神》的权力制约思想对我国现阶段仍有重大启迪意义。另外,《论法的精神》的比较研究方法、唯物主义方法、综合系统方法对我国法学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对＂中国法学何处去＂的回答,要点在于对中国现在国情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历程及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时代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第一次对它做了系统的回答。这一探索和回答的过程,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它启示我们,理论创新必须要做到坚持原则、面对时代、尊重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蓬勃生机。     

《寻隐者不遇》的叙事翻译补偿

以《寻隐者不遇》为例,从叙事视角、叙事方式、叙事结构、叙事策略和叙事意象等方面来考查原文的叙事要素和叙事特征,在对比WitterBynner,BurtonWatson,吴钧陶,王大濂,孙大雨,万昌盛、王倘中,许渊冲等译者的七个英译文本叙事翻译质量的基础上,进行叙事翻译补偿。     

中国大学英文简介的语言图式

中国大学英文简介的语言图式,即语言的背景知识,是通过简介中的语言内容激活并构建的。语言图式的构建,表明图式理论对中国大学英文简介的理解有帮助作用。对英文简介语言图式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现代汉字设计字体的规范运用及其社会价值

汉字设计字体是现代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产物。从文字学角度看,汉字设计字体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社会发展以及入本能的内在需求要求汉字创新求善,并且它的出现符合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这种设计字体与规范汉字从字形、字音、字义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以其独特的形式获得强烈的视觉感染力。它使信息传播差异化．有利于普及汉字知识教育和美育,同时具有创造和审美价值。这些潜在的社会价值为汉字设计字体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我国企业海外撤资的实物期权分析

由于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地区政局不稳和企业对国际市场的误判,我国部分对外投资企业亏损严重,面临着从海外撤资的决择。利用实物期权法分析企业退出问题,参照贝尔曼方程,构建撤资决策的实物期权模型,分析对外投资企业撤资决策的价值。算例分析表明,对外投资企业选择的贴现率、利润的波动率和撤资成本的变化均能影响撤资的时机和方式。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应根据形势变化和自身实力,不断加强自身抵抗风险的能力,灵活选择趁机抢占国外市场的进攻策略,或尽早撤出以获得放弃期权价值的防守策略。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华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华儒家文化之中是其理论共识。儒家的＂和谐＂与＂理性＂、＂内圣外王＂之道、人文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心性之学＂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内涵。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从儒家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失公正性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儒家文化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新儒家力图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认识儒家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过程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继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扬弃传统思想资源和借鉴吸收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也为今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由《说文解字》“女”部字看中国古代妇女非主流的社会地位

《说文解字》“女”部字的构建和内涵折射出古代先民的审美情趣、道德传统和文化观念等社会信息。通过对出现在经典文献和字书中的“女”部字进行研究和考证,认为女性在古代社会是一个特殊的、非主导地位的和非正统的非主流群体。具体表现在古代女性的名字称谓具有特殊性,表示女性构件的“女”部与表示男性的构字部件具有不平衡性和非对称性,古代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有极其苛刻严格的审美标准等文化现象。     

Media manipulation in the Sanlu milk contamination crisis

This study analyzes crisi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a transitioning media environment, specifically, Sanlu Group's crisi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during a quality control crisis in China. Analysis reveals Sanlu manipulate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local Chinese government and media to reduce media coverage and online searches regarding the contamination of infant milk formula. The case provides evidence that media can be pressured into manipulating information flow through both traditional and online media and suggests a need for additional research on crisis communication in transitioning media environ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