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大武》乐章及其演变考论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武王、成王、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此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实情和规律。     

李敏修社会思想探析

李敏修堪称民国时期中原地区绅士群体中的标志性人物,河南地区的最后一位理学家。他的社会思想主要包括忧患意识、济民思想、教化三个方面。其中,忧患意识具体体现为不满时政;济民思想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民间私助,二是从政助民;至于教化内涵有三:尚俭、耕读传家、崇古,之所以如此,与其理学思想有关。总而论之,李敏修的社会思想介乎于激越与落伍之间,具有过渡性及一定的包容性,其中所蕴涵的精髓,如崇尚优秀传统文化等,对当今社会进化具有相当指导意义。     

司马迁、李贽比较

司马迁、李贽生活的年代虽相距遥远,但思想上却颇多相似相通之处。李贽继承并发挥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且他们本人的著述活动恰是对此理论的最好诠释。两人撰史的动机、意图一致,对历史的一些看法趋近一致,故李贽对某些史家责难司马迁的言辞不以为然,并为之申辩。但由于各自所持的经济主张不同,在对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及制订者的评价上,两者观点迥异。他们的思想中承续着民本思想,体现着对主体的重视、关怀,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1998年校订重排本)第三、四册文选注释辨正

"文选"是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三大内容中的纲领性部分(另两大部分是"常用词"、"通论")。总体说来,此部分的注释经近四十年的多次修订,特别是1998年的校订重排,比前更准确、精到,但仍有些须再修改、完善之处。本文就其第三、四册的文选注释,提三十五条修正意见,供编注者、读者参考。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李贺研究的语言学实践——李文彬《从转换生成语法看李贺诗歌》述评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贺以所谓"长吉体"的奇诡诗风打动人心,针对这种独特风格的形成,台湾学者李文彬教授用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语言学理论进行研究,颇有收获.作者探索了转换生成语法一些普遍而基本的规则与李贺诗歌之间的关联,确切地说,是三个规则内在语言能力的观念,句子结构不同层次的理论以及语法性的概念.它们被选中作为批评工具去解释李贺诗歌中出现的创造力、句法歧义以及反常表达.     

《大唐西域记》与唐五代小说的创作

唐代,佛教已进入鼎盛发展阶段,高僧玄奘所著录的《大唐西域记》(以下简称《大唐》)广为流传,其中所记载的异域的奇异故事亦随之传播于民间。而当时小说创作中有大量题材取材于民间,两者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从《大唐》中梳理出部分题材,以大量实证材料证明《大唐》对当时"征奇话异"的小说创作产生深层影响。     

《老乞大》、《朴通事》及其谚解本在朝鲜王朝华语教育中的贡献

《老乞大》、《扑通事》是李朝时期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教材，它们在外语教育和华语学习上的地位和文献价值有几个显著特点，即注重口语训练，注重实用，注重文化背景，注重教学法。《老乞大》、《扑通事》在第二汉语教学法上实现了三个转变，那就是从儒家经典、词汇对照教学转变为课文教学，从书面语教学转变为口语会话教学，从单纯的语言要素教学转变为注重交际实用的教学。     

李商隐诗中柳意象分析

在李商隐诗歌中，柳树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意象频频出现，且包含的情感内涵各有不同。李商隐笔下的柳意象按其生长的生态顺序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新柳、繁柳和衰柳。按三种情况分析李商隐的诗歌，以具体分析柳意象在不同状态下所表达的诗人的主要思想情感。     

20世纪《镜花缘》研究述评

本世纪学界的《镜花缘》研究 ,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 :一是李汝珍的生平研究 ,其中以李汝珍是否为《镜花缘》之作者的争论最为学界瞩目。二是对《镜花缘》文本的研究 ,这在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晚清民国学界着力探讨的是《镜花缘》中的女权思想 ,五六十年代则试图对《镜花缘》的糟粕与精华予以区分。 1977年后 ,无论《镜花缘》的思想与艺术均获得了深度阐发 ,尤其是比较研究以及其他种种批评视角的介入 ,《镜花缘》研究也因此而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