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公文文风辨

对唐初文坛华艳的文风,历来研究者们都认为唐太宗李世民是这种文风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文章也是华靡浮艳的。其实,唐太宗喜好美文不假,他的文学作品中也确实有风格卑弱之作,但其公文作品风格却比较质朴,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太一样。从公文内容与写作特色等方面对李世民公文文风的辨析,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后汉书》李贤直音释

李贤所注《后汉书》中直音部分除了注音目外,还含有其他信息。将其分为同声符的单纯注音、非同声符的单纯注音、协韵、读曰、古今字和借用字、其他等6个部分进行整理和分析,依据释例探幽索微,指认注者作注的依据和意图,从语意学、训诂学角度切入,对6大类直音注音予以精准确切的学术评价,对于研究唐代的语音系统资料有重要意义。     

李贽《童心说》与其圣人观

李贽作为晚明的思想家,他的名作《童心说》不但是文论名篇,更反映了其圣人学说的三个层面,是李贽圣人思想的集结篇,而这种学说又深深打上了儒家思想的标记。从此点出发,探讨《童心说》中所隐含的李贽的圣人观。     

李鸿章与中德军火贸易

在中德军火贸易中,李鸿章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为了促使清政府购买更多的德国军火,德国政府想方设法讨得李鸿章的欢心。在李鸿章的积极推动下,清政府向德国购买了火炮、军舰、枪支弹药等大批军火。在向德国购买大批军火的同时,李鸿章派遣了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到德国去学习军事,并聘请德国专家到中国来担任教习,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促进了清朝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利玛窦与西学东渐

利马窦是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他来华２８年，由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影响，他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学习儒家经典和介绍西方学术上，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介绍进我国，对我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命运与性格的对话——李白诗中的牢骚

李白经常在诗歌里大发牢骚,以此作为他与人生命运的一种对话方式.李白诗中的牢骚既反映出他的苦闷与忧虑,又表现出他对现实与人生的热情与执著,还有着同时代人所难以企及的自信与骄傲,展现出诗人在自我奋斗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的独特魅力.     

李鸿藻对西学的认识及其转变

李鸿藻是晚清一位重要历史人物,有人认为他是单纯的保守派,有人认为他曾与顽固派为伍。早期的李鸿藻由于受传统思想禁锢,对洋务派的很多活动进行过阻挠;甲午战败之后,晚年的李鸿藻切身体会到了敌强我弱的局势,开始改变西学观,主张采用“中体西用”的模式学习西方,实行军事改革,开始与维新人士有所接触,并用新人新法教育子女。他一生对西学有一由早期抵拒到晚年有所接纳的过程。     

欧阳修论杜辨析

历来论者因《李白杜甫诗优劣说》所表达的看法,一致认定欧阳修是宋代扬李抑杜论者的代表。事实上,欧阳修的这篇随笔式短文,不仅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广泛考察他评价李杜的相关言论、时代背景及其所承担的领导诗文革新运动的重大使命,不仅不能得出其为扬李抑杜论者的结论,反而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始终坚持李杜并尊、无所轩轾的评价观点和鲜明立场。     

《西伯戡黎》新解

人们向来引用《西伯戡黎》一文来说明商纣王是一个至死不悟的天命迷信者 ,但透过对其他史料的分析和对历史事实的重新考察 ,我们得出的恰恰是相反的结论 :这位商末国君 ,迷信个人的能力和权威 ,根本没把“天命”放在眼里。     

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之原因

李商隐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独创性的大诗人之一。但长期以来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从李商隐去世到明末的八百年中,竟无一部流传至今的整理研究专著。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声势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明显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同时期,对李商隐的诗品、人品的评论多倾向于贬低甚至否定。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究其原因:一是与宋元明三代力主“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盛行的大思想文化背景密切关联;二是李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朦胧多义,客观上形成了其诗的难解;三是跟宋元明时代诗论家但宗盛唐、忽略中晚的诗学观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