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散文“发展演变”的理念与实践——以刘振东等《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为例证

刘振东等人合著的《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强调古代"散文"的本体性与"散文"体式的发展与流变,重点放在了考察、分析、说明每个时代的散文比前代有哪些进展、突破和变化上。这一研究本身是一个难题,刘振东等人撰述上的得与失,对于当前学界依然风行的散文史写作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他们的努力也许能够促进更好的古代散文发展史或演变史问世。     

回望与宽悯 获得与成长——论安妮亲情散文的书写方式及价值意义

通过对安妮亲情散文书写方式及价值意义的深入分析,说明亲情的回望与关照在其精神成长中具有重要作用.安妮成年之后对人性的深入体察,使她获得了对亲人深切的理解与宽悯能力,由此释然于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并接纳了自己过往的成长历史.对家族性格特质与命运的冷静思考,又使她获得了对“生死及爱”等重大问题的深刻认识.由此,使她能以更坚韧有力的姿态行走于世,担负起自身生命的使命.     

真与美的悖反统一--兼论前人对汉赋的误读

前人对汉赋的误读主要有两点,一是少真,一是真美的悖反.这实际上指出了汉赋的两个极具个性特征的审美品格:一是借虚构或虚夸的描绘来曲折地说理讽谏,一是真与美在量上的悖反和质上的统一.汉赋的生命活力也正在于此.     

聊城文化与季羡林的散文创作简

聊城文化中“孝”、“真”、“美”的元素,深深影响了季羡林的散文创作,使他的散文具有了思亲爱国,表真情、说真话以及“惨淡经营”散文美的特点。从中我们既可看出地域文化与季羡林散文创作之勾联,也可了解其散文在当代散文史上的价值。     

以张培基译《背影》为例浅析译者能动性

散文可以很好地展现作者的感情,且风格多样,因此对散文的翻译具有很高的难度。译者必须发挥其主体能动性才能很好地翻译出原文的风格、意境。张培基先生翻译的散文不论是从意境还是风格上都很好地再现了原文。从译者能动性角度分析张培基对《背影》的英译,以更好地探究在翻译中译者应该怎样发挥译者能动性,更好地再现原文。     

《滹南遗老集·文辨》韩愈批评论

《滹南遗老集·文辨》是金代学者评述韩愈散文的重要文献。作者王若虚不仅从文体、文理、文势等方面全方位评述了韩文,还重点就韩文的语言运用方面以“不惬”“不安”“不当”“不须”“赘”等术语予以指摘。在韩柳之争的问题上,王若虚鲜明地站在了韩愈一边。     

文体学视野中的散文诗的文体源流

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一致,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有关,还与艺术自身的革命运动相关,散文诗是文体革命的结果,具有特定的文体价值。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林非的散文创作

林非散文创作持久的热情和动力,与作者的思想理念相关,也与他对学术文化背景、学术功能和自我价值的反省有关,还与他对散文浓郁的兴趣和研究联系在一起。大致说来,林非散文创作最早可追溯到５０年代后期,８０年代进入开创期,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期为发展成熟期,近几年又有了新的开拓和深化。但总的来说,林非散文具有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怀,强调真情实感,注重文化理性反思,偏重典型细节的刻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林非散文个性之形成可能受到鲁迅和卢梭的影响最大。     

“怨”与屈赋的悲剧意识

中国古代文论中“怨”的基本内涵,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基调,屈赋所体现的“怨”的悲剧本质及其封建消极性,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悲剧审美的精神底蕴。     

宛转相承:骈文文句的一种接续方式

《文心雕龙.丽辞》曾举出《周易》中的几种对偶方式,其中一种被称之为“宛转相承”,实际上就是多层(三层以上)对偶相连续,而每层对偶的上下联分别依次相承接、相对应。这种方式起源颇早,而较普遍地运用,则在魏晋以后。这与骈文萌芽、形成、发展的进程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晋、南朝的玄学、佛学论文中,此种方式相当发达。这表明它与说理的需要、与古人的逻辑思维颇有关系。骈文自魏晋时代成型之后,占据文坛统治地位达八百年之久。它不仅用于所谓审美性质的创作,而且普遍使用于政治、学术、社会生活等许多场合。因此,不但研究古代语言和文学,而且研究古代政治、历史、哲学以至社会风俗等,都必须读懂骈文。对于骈文、骈偶句式的语法修辞,包括其文句的接续方式,加以分析,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