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异路与儒道互补

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差异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向,并最终形成了儒道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儒道互补在历史上经历了战国和宋明两次高潮,在宋明以后的儒释道三家并立互补的文化结构中,儒道互补实居于更基础的地位。早期的儒道互补是真正的双向互补,后来由于儒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儒道互补事实上主要是以道补儒,具体的内容则有两端──补儒学之缺和补儒学之偏。儒道互补使中国的文化结构趋于自我完善,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趋于完整和艺术化,在心态上和行为上都具有良好的分寸感和平衡感。离开了儒道互补,就无从把握和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特质。     

老子“婴儿”说

老子“婴儿”说主要是用“婴儿”这个意象来进行阐发。本文拟从三方面来把握老子的“婴儿说婴儿”意象的 溯源,内涵及影响等,以期从中国道家哲学源头来把握这个意象,以此把握老子“婴儿”之说。     

试论《周易》与老庄思想的几点渊源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经》成书于西周前期,《易传》成书于战国后期。先秦道家思想于春秋末期形成,刚好处在《易经》、《易传》的成书之间,而三者定然会相互影响,因此文章以此为视角,从易道思想的共同推动力、易道融通的哲学基点和阴阳对待、相反相成的辩证思维,感而遂通、直觉体悟的认知方式4个方面初步探析了《周易》与老庄思想关系的渊源贯通性,以期对于易道思想的研究有所裨益。     

真理还是退化论——熵理文明对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价值新诠

“小国寡民”是老子建构的理想国度,历来的研究者以机械文明为参照对老子的理想国思想进行研究,认为老子的理想国思想是一种退化论。笔者通过老子思想体系和熵理文明的对比,逻辑性推出老子的理想国思想是熵理文明下的真理,并认为老子以直觉思维方式悟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另一条可能路径和人类应然的生活状态,为人类的终极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蓝图。     

《老子》的解读体系管窥——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为例

《老子》一书的注解汗牛充栋。管窥历代各种对《老子》中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一句之注释而形成的庞大的解读体系中可以了解,《老子》对后世中国乃至外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儒道之“信”探微

春秋初“信”为祝史职守之“道”。春秋末老子、孔子共同开启中国哲学“信”范畴的历史篇章。“信”范畴在道家有一个从“无为之信”到“逍遥之信”的演变,在儒家则有一个从“仁信”到“诚信”的演变。老子“无为之信”作为一种言说道德,以“言由乎道”或“言法自然”为本质特征;庄子将老子政治哲学的“无为之信”发展为处世哲学的“逍遥之信”。但两者均以“守中”“不辩”为共性特征。孔子之“信”属于“仁”范畴,为“仁爱之信”,其以“言必信”为体、“言不必信”为用,具有“信”的经常性与权变性辩证统一的特点,更以其立基于“智”的特点,与排斥“智”的道家老庄之“信”形成根本区别,又别于以“诚”为“天之道”的孟子之“信”和继承并发展了孟子“诚道”思想的荀子之“信”。孟子之“信”属于“诚”范畴,为“诚意之信”,是“仁”“义”“礼”“智”的共同根据。荀子之“信”作为具体表现“诚”的“信”,与“忠”处在同一层次,具有“诚意之信”与“实言之信”双重意义。虽然和孔子一样以“信”作为言说道德,但荀子更以“诚意之信”作为手工职业道德,是其区别于孔孟之“信”的一大思想特色。     

老子的不争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老子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几千年来一直闪耀着智慧与道德的光芒。老子的不争思想在现代社会更是彰显了其无与伦比的价值——道德修养价值、和谐社会价值与企业经营谋略价值。     

老庄道家生死观研究

老子对"生"与"死"进行了初步探讨,对生死之间的渗透与转化关系作出了深刻思考,建立了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生死观.庄子在老子高扬"生"的价值之后,转而深究"死"的价值,提出了以"生死物化、生死命定、生死一体、生死为徒、生死俱善、生死顺化、生死通达、生游死归"为主要观点的生死观.     

老子所谓“无为”与“美之为美”

在上古,＂为＂字常有＂谋取＂之义。以郭店楚简本为依托,通过文本内外语境的分析,可知《老子》中＂无为＂之＂为＂,应该采取这一含义。所谓＂为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等说法,意指执政者＂爱民治国＂,代表公利而不谋求私利。这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即＂道＂的实质。它是针对春秋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提出的政治要求,也是在当时一种突出的社会思潮中形成的,老子把它看作虽不具形质却真实存在的永恒规律性。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也,恶已＂、＂大音希声,大象亡形＂、＂不言＂等涉及艺术与美的观点,都是《老子》核心思想的延伸;以往中国文学批评史、美学史中,基于对老子思想玄虚化的理解而形成的一些观点,并不符合艺术和美的规律,需要加以清理。     

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一个是《史记》记录的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四子所处时代的“原始”史料;另一个是司马迁以其所处时代形成的结论性语言赋予该传的“当代”史料。而若从第二个层面解读该传,可知将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与“太史公曰”中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这种做法,具有调和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有利于“黜儒”之四子学说在汉代的继续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