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学教育对中国法学教育的启示

通过论述美国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师管理制度等,分析了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制度在这些方面的现状与不足之处,借鉴美国的先进教育经验,以完善我国的法学教育机制,从而回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青少年犯罪适用“宽严相济”政策之我见

本文通过对青少年犯罪适用宽严相济政策概念的界定和法理依据的研究,并通过对青少年犯罪实践办理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对该政策的执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期望引起大家对青少年犯罪使用宽严相济政策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人际交往网络与孙宝碹的西学认知

关于主体反映清末社会、孙宝碹所著的《忘山庐日记》,目前学界对其探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以内容引证其他问题,就其本身的研究则较为乏见;解读文本往往着意于其文字表象,并侧重于点而非点与其他点的网络关系。其实,从网络史学切入《忘山庐日记》可知,孙宝碹之所以拥有丰富的西学知识,主要与其人际交往网络有关,这其中之重要者如孙宝琦、邵季英、宋茹等,另外还有一些外国友人。     

史学视野下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简略地回顾、评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文学观念的提出,总结当代研究涉及的问题,特别指出所存在的现代意义、局限。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解读与分析历史上王国维之前的文人如何表述这个观点,发现元明两代与清代这两个时期的论述既有关联,也有突破。与学界的成果对照,指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研究史一直存在三个误区：用非文学的概念阐述文学发展观;用考察显著文体发展的做法代替整个文学史的阐述;断章取义地使用这个观念而不挖掘其深层文化心理。经进一步比较、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表述的变化,主要受杂文学观念、皇朝观与复古观以及史学精神的交合作用而成的。最后指出我们对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发展观应持有的态度。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论医史文献的内在关系及其学术价值

医史文献是晋升中医境界的入门学问,其研究范畴主要是古籍。医史侧重于从时间维度来认识古籍内容的纵向传承演变脉络与规律,文献则注重从空间维度来认识古籍内容的横向时代价值。欲求古籍内容的科学诠释,应当从医史与文献两个维度进行研究。医史文献在中医学术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承前启后的载道作用;从研习中医的角度而言,医史文献学也始终具有登堂入室的传道作用。     

中国“神话”语源的生成——检讨“神话”概念中的日本因素

日本早期的“东方学”研究对原始儒家赖以生存的思想根基,如“圣王传说”进行了初步的颠覆性的研究,此种学术研究为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社会思潮之反映。受此学术意识之影响,中国早期对神话认知成为启迪民智的工具之一,即通过改造或进行古史研究来达成某些政治夙愿。同时中日早期神话学者研究方法也有诸多趋同化的表现：如均遵从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考据法;共同推重欧洲汉学界惯用的历史与语言相结合的传统语文学研究法,而拒斥葛兰言使用的社会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新方法。上述方法试图借助对材料或知识的梳理从而复原历史真相,是一种旨在追问真相的求真求实的科学主义态度,而此法对于本身以“神圣性或信仰性”为精神特质的神话来说,值得反思。     

近代湘西开发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以区域史为视角

要从区域历史同质性、整体性历史要素和多学科的角度研究近代湘西区域开发史;充分认识这项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阐述近代湘西开发引发的社会变迁;研究中要重视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历史人类学方法的运用。     

论金词之别宗:全真道士词

全真道士词代表了金词之别宗,呈现出独特风貌:第一,创作方式互渗.其词具诗教之旨,创作上使用“诗人句法”,写出许多杂体词.第二,文体功能互渗.“以词喻道”,使得词在功能的选择上由“聊佐清欢”融进了“丹灶仙霞”,具体就是以词述心境、以词明道义、以词劝世人.第三,审美风格雅俗互渗.在以杂体入词、注重雅化的同时,又借鉴市井乡村的俗谣俚曲,吸收民间口语俗语,使词风雅俗互渗并存.全真道士词的俗化,也成为元曲登上文学史舞台的别样前奏.     

黄庭坚“以诗为词”及其文学史意义

苏、黄诸人"以诗为词"自北宋以来已成为共识,但黄庭坚的"以诗为词"则有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为:在理论上,与苏轼认为词是"诗之苗裔"不同,他注重以学问为词;在实践上由于受到其诗学理论的影响,他更注重用诗歌的创作手法来写词,即"寓诗人句法入词"。故对黄庭坚"以诗为词"的正确认识,可以更好地了解宋代"破体"、"立体"两种文体观,从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