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母题与变态心理——京派女作家小说叙事深层结构的艺术透视

京派女作家的小说以人的内在生命运动为审美的聚焦点,一面深入发掘特殊人事所蕴含的神话/文学母题及其变体,捕捉人物潜意识中种种原型意象与情结,同时经由主体审美意识的过滤、改造,并凭借变异、折射等方式外现为文本中繁富的审美意象与象征,从而赋予小说叙事内涵的深层结构与丰盈的文化意蕴。     

颜钧“孔仁颜乐”的审美境界论

与中华文化传统的人文精神相系,颜钧追求＂孔仁颜乐＂的审美境界。具体来说其境界有三个层次。首先是＂是仁谁生,是生明哲＂的道德之境。由仁而来的道德境界是审美境界的第一个层次,是完美人格的基础。其次是＂完复天真＂的自由之境。在颜钧看来,＂天真＂既是人性被欲望遮蔽前的心性状态,亦是去蔽后的最佳去处。＂复天真＂是一种超越,超越欲望的束缚,超越不自由的境界至自由的境界,人在这种超越中完成对自身的解放和发展。最后是＂恢复初心兮乐悠悠＂的情感之境。他认为随性自然是对人的存在的一种尊重,率性而乐是生命本真美的最好显现。这个由＂乐＂构成的情感之境就是颜钧审美境界的第三层次,也是最高层次。     

刘师培文学思想的文化语境

家学传承、扬州学派的学术积淀和融汇中西的学术研究方法,共同构成了刘师培文学思想的文化语境。     

朱光潜慈慧殿读诗会考论

作为京派文学沙龙的朱光潜慈慧殿读诗会,广受关注,但学界对其描述并不很准确.根据一些原始材料,对这个沙龙发起的缘由,起讫的时间及原因,参与的成员,以及具体的话题、内容作了较详细的梳理,以恢复一个文学史事件、场景的原貌.无意于对京派的文学观念作出理论辨析.     

辛亥革命前后陈去病、徐自华的政治活动与交游唱和

陈去病作为南社领袖,交游甚广,其中与同是南社成员的徐自华过从甚密,二人自秋瑾之事结识,共同举社,秋瑾精神不仅成为了一条纽带,也在此后二人的社团活动中得到了发扬和延续,在辛亥革命前后二人的政治活动达到了顶峰期。陈去病与徐自华私交甚好,多有文人间的唱和往来,拥有着革命同志与诗文挚友的多重关系,从辛亥革命期间二人共同的政治活动与交游唱和入手,给予了探究革命大背景下南社成员活动的全新视角。     

彼时无声胜有声：“通俗市民主义”与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

鸳鸯蝴蝶派作为影响中国电影的重要流派,在电影音乐创作上同样值得重视。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主力,但在电影音乐研究中,音乐的民族性与政治性的结合,成为新中国电影音乐研究的主调,鸳鸯蝴蝶派的电影音乐创作往往被忽视甚至批判。如果将电影音乐创作者、电影音乐作品和电影音乐观众置于中国音乐发展的整体环境中考虑,就能看出鸳鸯蝴蝶派对中国电影音乐的贡献所在。20世纪20年代通俗音乐与文学的双重影响,为后来电影音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电影中建构起来的通俗市民主义空间,是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重要环境。鸳鸯蝴蝶派自身音乐素养的培养与诗词曲赋的创作、发表,亦成为20世纪40年代他们投身电影音乐创作的重要准备。     

李绍明与民族学“苏维埃学派”

中国民族学的＂苏维埃学派＂是值得研究的主要议题。本文以李绍明先生为个案,梳理和辨析了此学派对于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在社会实践和学术史的意义。结合李绍明先生及其相关时代、地域的具体境况,笔者就学派问题做了初步比较,提出的观点是：从＂华西学派＂到＂苏维埃学派＂再到＂中国学派＂,李绍明先生的个人经历体现了民族学、人类学在现代中国走过的历史道路。     

“义理”、“考据”辨

"义理"、"考据"二词原非一对范畴,造成其在几个向度上的区别并不具有无条件的一致性。"考据"指利用文献资料所做的专题研究,"义理"起初泛指各种社会行为准则和观念,虽可以简驭繁,但比天人性命具体。二者转为一对范畴是初始涵义、经学逻辑以及认知策略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在文本诠释领域,"义理"原与"文章"、"章句"相对,后者接近于经书本文。经书"本文"而非经书中适合考据的内容,代表着经学诠释中"殊相"、"部分"的一极;"义理"、"考据"都围绕本文展开,考据活动的共相性取向由此彰显。在一个五要素的文本诠释理论模型中,考据活动足以与阅读活动等价,所以存在"关于义理问题的考据"。     

满铁附属地学校学制的历史嬗变

满铁附属地的学校教育体系分为日本人学校教育及中国人学校教育两大系统。通过对中日学校教育学制进行梳理,可厘清其学制的年限及其变化,了解其特点、差异,明确两种不同学制的设置目的是为了满足日本对我国东北进行更加有效的殖民侵略。     

唐伯元与东林诸子交游考略

唐伯元一生相善于东林诸子,与岭南学人的学术交游反而不多。他选择在心学与实学之间自处。稽考唐伯元的交游个案,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唐伯元的人生历程以及深化对晚明社会的思想认识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