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工夫论分析

学术界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一般以本体、境界、工夫为理论重心。在儒学德性修养理论体系之中,本体、境界与工夫之间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在阳明心学中存在着两种工夫理论,它们体现着阳明心学德性修养论的基本特点。通过对这两种工夫论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阐解本体、境界、工夫三者之间的深层联系。     

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既与他本人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关系 ,也与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对他的直接影响有关系。同时 ,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反映。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固然多变 ,但其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新学理等特点却始终不变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扬弃传统思想资源和借鉴吸收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也为今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以墨学收回国魂——论辛亥革命前几年学者何以高度崇墨学

以往的研究,多以为墨学之所以在晚清得以复兴,是因为中国社会已发展到了迫切需要知识理性与科学技术的时代,中国人迫切需要知识理性启蒙。但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几年公开发表的崇墨学论著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在辛亥革命前几年间已兴起了一定程度的"崇墨学"之思潮,而此思潮的兴起,就目的讲,本不为学术计,即不是从知识理性启蒙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有开心智之作用,而是为政治计,即从"救亡图存"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具有保国保族保种的现实意义与作用。     

未刊《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最近整理一批尚未刊行的梁启超与台湾遗民林献堂以及相关人士的往来书札四十余封,通过细读全函,排比整合,编辑成书,不仅见证了梁、林两人的情谊,对于两岸文化文学的交流,尤其围绕梁氏访台的政治背景、交友来往等一系列疑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强力政府论”:激进乎?保守乎?——基于梁启超、孙中山相关思想的考察

梁启超、孙中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主张虽有很多差异,但在政府问题上的主张却惊人的一致。基于国民程度低下等原因,梁启超在肯定政府之事业当渐次轻减的同时,强调适宜于当下的善政府必须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强有力的政府。孙中山在重新界定人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只有主人(人民)真心诚意地将治权交与仆人(政府),才能打造出一个理想的万能政府。梁启超、孙中山的强力政府论在论证逻辑上虽有明显的不同,但却兼具保守与激进的思想特色。这种情形印证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所谓保守与激进实质上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思想谱系。     

梁漱溟的心性理论评析

梁漱溟的心性理论是其文化哲学思想的一项基本内容。梁漱溟提出“宇宙大生命”之说,用“本能、理智、理性”的三分法和“理性为本,理智为用”的原则,改造传统儒学的心性理论,使之上升到现代哲学的认识论水平,并将真善美的价值作为联结理智和理性（直觉）的中间环节,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些都为现代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新方法,在现代新儒家中也可谓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     

陈独秀与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异同论

"五四"时期,陈独秀和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异同作了详尽而深入的比较研究,对重建中国文化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方案,前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进的批判态度,后者对传统文化持卫道者的立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反思,乍看相反,实则互补,应给予辩证的分析与评价。     

唐玉华宫兴衰考略

玉华宫为唐初关中行宫之一,其兴筑至废为寺院的时间,前后不足30年,考察其兴衰原因,最初兴筑是出于军事需要,太宗时扩建是为了休养疗疾,高宗时废为寺院是出于"休民息兵"、实行新政的需要。     

中国文学期刊第一波之潮起潮落--以《新小说》的创刊、危机、停顿、转移为线索

<新小说>的创刊、危机、停顿、转移这一曲折过程,说明梁启超以政治家为班底、以"发表区区政见"为目的的办刊方针难以持久,由于种种原因只好转向吴趼人以谴责、讽喻社会为主的办刊方略上去.以<新小说>为"标高",中国又竞相出现<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等刊物,构成了中国小说期刊第一波多彩而繁荣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