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早期梁启超的自由观

早期的梁启超对西方自由观念的创造性诠释,既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精神之一个侧面,又结合中国晚清社会实际情况而作出了富于创造性的解释。他把自由看作是近代社会发展之精神动力,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高度关注,将两力相抗,势均力敌看作是自由之保证,呼吁增强国力,发挥个性,外以抵抗帝国主义,内以反对封建势力;又对自由与任意、自由之俗与自由之德进行了区分,强调了“文明自由”之价值。凡此种种论述皆富于极强的启发意义。当然,他过分强调以力抗衡的“积极自由”之作用,相对忽视宽容的“消极自由”之作用,在理论上容易产生不良的后果。他对心灵自由、精神自由的过分关注,亦流露出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     

论陈亮事功伦理的现代意义

陈亮是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以义利观为核心的事功伦理独树一帜,勇敢地站在了当时的“显学”——理学的对立面。文章试从陈亮义利观的阐述着手,重点探讨其现实意义。陈亮对义利的定位及追求义利统一的事功伦理学及它所确立的价值目标,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建构合理的义利观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而且,其人性论着重于对人的活动及其人性本质的理解与关注,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为现阶段的人学启蒙提供了理论借鉴;其强调“能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和地位,为我们提供了思想渊源;其“和同天人之际而使之无间”、“仁民而爱物”的“宇宙伦理模式”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社会也都提供了诸多的智慧启迪。     

现代乌托邦精神——试论梁启超翻译与创作的政治小说

由于受工具论观念的影响,学界对梁启超翻译与创作的政治小说的研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文章从乌托邦思想理论的视角考察政治小说的存在理由。作者认为,政治小说是晚清精英知识分子乌托邦精神的表征,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追求。     

汉代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兼论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战略选择

南阳在汉代具有重要的交通地理地位。以南阳为一端,联系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武关道,春秋战国以来已经成为秦楚之间的交通要道。汉代许多历史事件,因南阳交通系统的作用而发生。南阳和以南阳为枢纽的交通结构,曾经表现出特殊的历史意义。考察汉代交通史和汉代区域文化史,不能不重视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东汉以来,南阳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交通作用也有所增强。随着南下移民浪潮的兴起,南阳作为四通的枢纽,联系南北的交通重心的地位愈益突出。诸葛亮择定南阳作为居所,以眼观天下,分析形势,等待时机,显然注意到南阳集中、交汇四方信息的优势,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陈宝箴与湖南新学

本文通过时务学堂创办过程陈宝箴对湖南新旧势力的态度、陈宝箴与梁启超在目标与做法上的差异，去探讨陈宝箴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认为：陈宝箴在湖南对维新运动采取相当开明的态度，但又不赞成康、梁变法改制的思想，并对之严加批评。     

梁漱溟生命化儒学对其乡村建设思想的影响

人生态度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前途。新中国的嫩芽必由旧中国的老根——乡村长出。乡建时期较之“五四”时期梁漱溟的理论具有更浓厚的儒学色彩,但并未改其生命哲学特质,并在多方面影响着乡村建设思想:对生命主体性的认识使其注重农民自觉;有机整体思想使其反对阶级斗争;中庸之道导致其思想的第三条道路特色;相对主义导向政治的改良主义。     

不同文化理想中的佛学价值取向——试论鲁迅与梁启超的佛学观及其本质差异

在近代的佛学热当中,“先进的中国人”都不约而同地将文化建构的思考聚焦在佛学资源的发掘上,力图将佛学有关人生终极关怀的学说,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新文化的建构元素,但基于不同的文化理想,鲁迅与梁启超对于佛学的价值取向,则表现出了本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典型地反映出近代中国在文化转型时期的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建构理想和价值择取导向。     

从“直觉”到“理性”——梁漱溟哲学方法论的转向考察

梁漱溟先生的哲学肇始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由所“立”——发掘论证传统儒学的当代价值与所“破”——批判工具理性的绝对化倾向出发,视直觉为本体与发用的统一,并诠解出了直觉作为“德性之知”和“情意之知”的意涵。其阐发富含创见,但囿于早年的理论旨归所限,将直觉置于理智的对立面,强调了直觉的本能冲动意味,导致无法形成圆融的方法论,也难以建构严整的形上学体系。在意识到了局限性所在之后,弃直觉而转向了儒家的理性。然而,粱漱溟对理性概念的清理和阐发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有待我们继续研究。     

南宋的诸葛亮评价与理学内部纷争

出于宣扬各派学术和抗金大业需要,南宋理学各派名家纷纷借诸葛亮说理论事,南宋前期的诸葛亮评价多称赞其集"仁人君子、英雄豪杰、忠臣义士"于一身,很少人批判其法家治术,评价之高远超北宋。南宋后期,诸葛亮赢得朱子后学和失意文人的一致称颂,成为道德完人和精神偶像。南宋诸葛亮评价的思维走向与理学内部纷争演变关联密切,前期强势的湖湘学派、浙东学派强调经世务实,盛赞诸葛亮躬行儒家济世情怀、践行人臣之道,而弱势的陆朱学人则痛心其运用申韩霸术。发展至后期,独尊天下的朱学后人主张穷理尽性,一致标榜其道德风范,诸葛亮良将、忠臣、圣人形象最终确立。     

破坏主义:梁启超早期的新民策略

梁启超的"破坏主义"主张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再到完全放弃的过程。它的流变与梁启超对于时局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包含有梁氏本人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思想的深沉思考。从它的最终旨趣来看,破坏主义所指向的仍是开民智、兴民权等新民主义内容。因之也可说,破坏主义实际上是梁启超早期的一种新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