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墓反映的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

辽代出现了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的民族文化融合现象。辽西地区和燕云地区由于历史传统和民族构成的差异,在民族文化融合上呈现出不同特点。辽代墓葬资料反映出辽西地区民族文化融合强烈,契丹人汉化是整体性的,是历史发展趋势;部分汉人高官墓呈现出强烈的契丹化倾向,甚至完全契丹化。燕云地区民族文化融合相对较弱,汉人平民墓地和高官墓在葬俗上没有契丹化,但在日常的服饰、出行方式上出现了契丹化。这与契丹为统治民族,契丹文化上升为国俗地位有直接关系。     

从印度到克孜尔与敦煌——佛传中降魔的图像细节研究

文中概述了降魔细节的文献记述,分析了从印度南部、西北部犍陀罗到中国新疆克孜尔和甘肃敦煌降魔细节——魔子阻拦其父的发展轨迹,认为克孜尔的这一细节与犍陀罗的模式基本一致,而敦煌的这一细节比克孜尔的更接近于犍陀罗的。对魔子阻拦其父这一降魔细节而言,先有文献记述然后才有图像表现,当这一图像叙述在犍陀罗地区形成典型表现后,又影响了文献细节的叙述,使得这个图像细节变成了文献叙述细节,最终变成了文献叙述传统并固定下来。     

《嘹歌》的特色及其在壮族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壮族《嘹歌》文化研究之八

“嘹歌”是壮族歌谣的经典之作,它具有篇幅宏大、内容广博、以情为主、纪实史诗、风俗尽显、手法独特、音韵优美、魅力四射的特点,在壮族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试析北宋人对辽朝政治中心的认识

北宋人通过与辽朝的长期交往,已经认识到辽朝的社会面貌与以往纯粹的中原城国和北方草原行国不同,是行国和城国兼有,且以行国特色最为突出。其政治中心不是契丹皇帝四季迁徙的捺钵(行在、营盘),不是有城郭宫室的上、中、南三京,也不是皇帝直属的特殊集团组织行宫(斡鲁朵、宫、宫卫),而是一年之中有规律迁徙移动的以契丹皇帝牙帐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在称谓上,他们多是借用了历史上中原人对北方草原行国政治中心的称呼。     

辽宋西夏金时期族际饮食文化交流略论

辽宋西夏金时期,中国境内不同经济形态的各民族,在饮食文化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农耕民族饮食与游牧民族饮食的交融。一方面,农耕民族以谷物食品为主的主食不但在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且副食、果品、饮品等对游牧民族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游牧民族主食的乳肉制品,逐渐成为农耕民族的副食品种,游牧民族副食蔬果类的某些品种、饮食器具,尤其是合餐制的饮食方式对农耕民族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相同经济形态的民族,其饮食文化也往往各具特色,并在民族和地区间相互交流。饮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族际交流,不但推动了各民族生活方式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相互认同意识的发展。     

辽代辽海地区的学校教育与儒学

有辽一代二百余年间,契丹族统治者积极推行有利于地方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辽海地区的学校教育和儒学等均得以快速发展,成果喜人。官、私并举的各级学校数量迅速增加,为科举选官提供了大量青年才俊;不少以儒学见长的契丹族、汉族及渤海族官贵人士,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原则,在这片热土上,建功立业,颇为时人所称道。     

辽景宗的治国思想与实践

辽景宗耶律贤是我国北方历史上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他顺应时代潮流,审时度势,在继承皇位后,在皇后萧绰的辅佐下,革除旧制之弊端,推行新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治国思想,并付诸实践。主要表现在继承传统,射猎尚武;平定内乱,安抚诸部;安边修好,与宋议和;厉行法治,整顿吏治;重用人才,用人不疑;减免租赋,改革税制;纳谏求言,信赏必罚。他的治国思想及采取的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为圣宗之兴奠定了基础,对辽代社会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应县木塔秘藏《大乘杂宝藏经》变文研究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大乘杂宝藏经》变文,素材多来源于现实生活,文字生动形象,比喻也十分精当,为听众所喜闻乐见。与后来的说唱戏曲艺术关系密切,是研究辽代讲唱文学的珍贵资料。     

《聊斋志异》百年英译(1842-1946)的历时性描述研究

根据描述翻译学理论,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将其分为肇始期、高潮期与平稳发展期三个阶段,全面客观地描述1842-1946年间《聊斋志异》的各种英译版本的发表或出版情况、译者身份、翻译载体、翻译策略等等详情,以期对《聊斋志异》百年英译历程形成更深的理解和更为准确的定位。     

廖平《公羊三十论》的《春秋公羊》学

廖平的《公羊》学有早晚之别,早年的学说见于《公羊三十论》,主要有孔子改制说与对何休《解诂》的批评两大内容,而对后来廖平《公羊》学影响最大的是孔子改制说。较之《公羊补正》,廖平早年的《公羊》学虽然讲孔子改制,但并没有神化孔子,其说较为平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