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反衬--杜诗的一种艺术境界

钱钟书先生从文学角度总结心理学中的"同时反衬现象",谓"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愈觉其深"."诗人体物,早具会心",此一现象可以向多个层面延展,古人面对现实,诸如阔大的空间、混乱的时代、特殊的境遇,而反观自身难堪的遭遇,反衬中的两极壮阔与渺小、贫苦与富贵、才高与命舛,由于一方的存在,另一方会更加凸现,或同时增加彼此的份量.探绎杜诗中"同时反衬"整合出的极具感染力的艺术境界,从而体味诗人经营诗艺的苦心.     

論李廣田文學理論體系的特點

李廣田先生以文藝創作者的思維邏輯,在東西方文化的縱橫座標系內,全面、系統地審視和闡述藝術批評的"四要素","獨樹一幟"地建構屬於他自己的文學理論體系。因此,他的文學理論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系統;顯示著完整、獨異、宏放的特徵。     

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

巴特的文学理论尤其是他的“文本”理论独树一帜。他的“文本”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他把“作品”与“文本”加以区分,把“文本”看成动态的生成过程,并对“文本”作了详尽的分类。巴特的文本理论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重建提供了借鉴。     

再论文学写作中的比喻艺术

比喻的核心在喻体,喻体的优劣是比喻成败的关键。喻体为“直观的感觉”,具有形象性;喻体可以广泛选择,具有多样性;喻体能够纵向铺张,具有延展性;喻体与本体关系暧昧,具有含蓄性。比喻主体只有充分认识和把握喻体的诸多特性,才能很好地运用比喻修辞格,增强比喻的认知和审美功能。如果说比喻是文学的生命,那么喻体便是比喻之源,文学之光。     

论柳宗元的礼文学创作及其成就

把柳宗元诗文中有代表意义的礼文学作品与具体的传统礼制礼义结合起来赏析,为认识柳宗元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沈从文文学观念简评

本文对沈从文文学观念的几个方面,即"生命"美学观、"文学自由"论和文学功利观作了简要概括,并在现代文学理论史的背景上对其文学观念进行了一定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分析指出沈从文的文学观念同"改造民族灵魂"的基本文学观念的一致性,以及在"湘西价值"坚守下的独特性,从中探索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理论创作的启发意义和深远影响。     

从本质主义的走向发生学的——女性文学研究之我见

浮出历史地表之前这一命题的提出和展开,意味着在发生学意义上对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进行考察。这一思路非常重要。较之用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直接阐释和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女性文学研究,它更多地离开了本质主义的考察,而进入到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自身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性的描述之中。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带有鲜明的女学生的文化特征。迄今为止,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和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道路与西方有着根本不同的路向和特征。因此,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不能仅仅依靠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的规定,而必须回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中来,在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感受和理解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感受、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品。     

“信达切”三原则在文学翻译中的适用性——以李文俊译《喧哗与骚动》为例

＂信达切＂三原则由已故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刘重德先生在对严复的信达雅标准扬长避短的基础上提出并经过三次逐渐完善的阐释,在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界引起强烈反响。该原则的适用性可在李文俊对《喧哗与骚动》的汉译中找到明证：在内容上,译者字斟句酌加上必要的注释,毫无偏差地忠实于原文,完全地实践了＂信＂的标准;在表达上,归化和异化,简短地道的口语与庄重冗长的书面语完美融合;在再创原文风格上,紧切原文人物的个性化语言,最佳地切合了原文独特的风格。因此,＂信达切＂三原则适用于文学翻译。     

《时序》与《才略》:刘勰对文章时代性之论述

刘勰《文心雕龙》所勾勒之文学史,非仅止于文学经验的集合,更是一必然规律的实践,文学史与“文律”是一体发生的.刘勰的态度表现在《通变》篇对文体、文数之常、变原则的讨论中.然而,在文律之外,现实中确实可见众多外于文学的偶然出现,却又作为文学创作背景之因素,特别是因君王好尚与世道盛衰所造成的时代整体境况,更是刘勰回顾文学发展过程时不能不正视的另一类变因.在文章历史中,“时代性”作为变因,其影响并不明确,不具绝对、全面的主导效力;若真有时代对文章必然之影响,唯出现在世况有道的前提下,但一旦有道,亦已因道所具有之恒常性而取消了时代的个别之特性.文律故始终是决定文章历史的最大关键.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