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壮族民间文学中的“那[na^2]”文化生态叙事

生态视域设置了过去凭啥活着、现在怎样活着、未来如何活得更好三个时段的维度问题,壮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散文体和韵文体结合,对于族群起源有着自身特有的生态想象;活态仪式的善待万物展现了和谐的生态实践;诉求自由、探求真知为未来向好的生态建构——将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诗意生活感性的、审美的呈现为民间文学的艺术创造,以其特有的神话、传说、歌谣、仪式等成就了稻作文明——“那[na^2]”文化生态叙事。     

中西方“狼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研究

在人类社会的精神和性格日渐颓靡的今天,“狼文学”在当代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成为了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对“狼文学”的创作方式和精神内涵等各方面进行深入地挖掘、剖析.学者们对“狼文学”投入了极大的研究热情,并做了诸多卓有成效的专题研究.但鲜有人关注“狼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大量的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元素,而正是这种奇特的创作手法使得“狼小说”既粗犷、剽悍和神秘,又不失温情、细腻与浪漫.     

试论唐宋元小说戏剧中的青楼故事

唐宋元小说戏剧中的青楼故事是时代造就的产物。唐传奇中的青楼故事是唐人冶游体验的产物 ,不过却于浪漫之中反映了唐代的士族门阀政治。宋代青楼小说说教意味浓重 ,也透露出市井气息。元代青楼戏剧是元人的白日梦 ,体现了落泊文人对功名和风月的幻想。     

走向文艺理论研究的综合创新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在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基础上开始提出走向一体化理论综合与创新的要求。综合创新要求的提出既是文艺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受到欧、美文学理论界相关研究特别是原苏联文艺创作综合研究学派的启示。综合创新着眼于新的理论和新的学派的现代性创造,它体现于视野、观念、方法诸多方面。     

声气并茂的战争画面——早期史传文学的战争描写

先秦两汉散文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从多个方面展现战场上的声气状态,用以反映参战将士的英雄气概和权谋智慧。鼓声是最重要的描写对象,与此相伴随出现的战争统帅形象,衅鼓习俗还带有神秘性。战场上的歌声、呐喊声、骂声、叱声、噪声,营造出多种多样的氛围,把参战者生命之气的表现形态充分地展现出来。     

简论民俗文化的发掘与当代文学的发展,

作者认为民俗文化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代文学走出困境的一个路径,民俗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表现,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民族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成分最多的省份,具有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民族文化意蕴为文学的主题提供了意义延伸.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20世纪中国长篇小说之回顾

长篇小说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一个时代纪念碑式的记录。 2 0世纪中国优秀的长篇小说记录了上个世纪 10 0年间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与斗争 ,是留给后人的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作为一种文学体式 ,长篇小说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嬗变、积累与突破 ,从幼稚到成熟 ,从单薄到丰厚。尤其是 2 0世纪的后 2 0年 ,长篇创作从技巧上汲取了许多异域的营养 ,从内容上深刻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变化 ,从前后 5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可以看到长篇创作的发展轨迹。     

建国初期《文艺报》对当代文艺学教材建设的影响

大学文艺学教材不仅是文艺理论生产、传播的重要工具与媒介,也是政治意识形态对文艺思潮进行意识形态规训的主要阵地。建国初期,《文艺报》通过发起关于大学文艺学教材建设问题的讨论,不但在大学文学教育中建立起了适应新的意识形态要求的施教原则,而且通过对旧的文艺学教材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规划了新中国文艺学教材建设的大方向,并确立了新中国第一批文艺学教材的基本观点和主要体系,从而对50年代中后期第一批文艺学教材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