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本土文化的多维探源

湖湘文化是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双重渊源而形成的交互文化。湖湘"本土文化"并非独立产生、存在的文化,而是由本土和外来多种区域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并没有一个离开交互文化而独立存在的本土文化。因此,湖湘文化探源就是要从地域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多维地探讨湖湘文化的渊源。     

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测评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需求

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测评是在政府履行教育管理职能过程中,社会公众对政府教育政策制定、公共财政供给、教育督导、教育公平保障、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等行为的受用效果的感受与经验的评价。推进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测评研究,是新公共管理背景下顾客导向理念与结果为本管理制度引入教育管理的结果,是借鉴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成功经验、推进我国政府教育管理理念和体制变革、实现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根本要求。     

论顺康时期郝浴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郝浴（1623～1683）,字冰涤,又字雪海,号复阳,河北定州人,作为清代顺康时期的政府官员,郝浴在其为官期间洁己爱民,关心百姓的疾苦,与扰害百姓的行为进行抗争,竭尽全力为百姓谋划,从而赢得了民心。     

南京国民政府《工会法》述论

国民党南方政权时期,为了动员工人参加革命,废除了北京国民政府限制劳工权利的法律,颁布了新的工会条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提倡劳资协调,并在训练民众和整理工会的目的下,制订并实施了《工会法》;该法虽然肯定了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及工会的团体契约权和同盟罢工权,但也表现了南京国民政府有控制工会和工人运动的倾向。研究发现,国民党安插在工会内部的力量很小,不足以影响工会运动的发展。另外,《工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遵行。     

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成都官署受到严重破坏。作为国家政治统治象征,成都官署在城市重建中得到高度重视。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前中期,清初直至康熙二年,迫于战争形势,成都官署或仓促修建或"徐图营造"。随着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稳定,成都各级官署在康熙二年左右开始全面建设。康熙乾隆年间,各官署多进行了重修或扩建。但由于清代行政体制中"家国一体"的弊端在体制上留下的诸多隐患,成都官署到清中后期大多简陋不堪。成都官署作为国家秩序在地方社会的体现,其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位置、建筑规制、布局无一不遵守着儒家的礼制秩序和规范。     

乡镇政权研究: 何在、何为又走向何处 ———兼评欧阳静《策略主义: 桔镇运作的逻辑》

当前学术界关于乡镇政权的研究呈现出多种面相:在乡镇何在的定位中,往往只关注了国家体制、乡村社会及官僚机器三个维度中的某一方面;乡镇何为主要集中于“公司主义”与“简约主义”的争论;而在乡镇何向中,对国家和乡镇的权力建设的理解亦有不同的偏重.欧阳静以乡镇为主位,将“策略主义”提升为乡镇运作逻辑的新模式,综合并深化对了对乡镇政权的研究.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实践路径与研究进展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项目,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促进地区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章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国实践为线索,梳理了保护试点的推动进程与研究进展,并在全球农业文明的相互观照中,重申了传统农业知识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对反思高科技农业的危机而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对世界各民族传统农耕智慧的刻意存留,更是对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哲学考量,其深层的价值则是对现代化知识系统的超越,是对"后现代农业"思想的启蒙。     

近代客家乡村地方精英的结构与素质探析 ———以毛泽东“赣南农村调查”为中心的讨论

长期以来,在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研究中,学术界向来认为城乡二元格局下乡村文化资源的流失难以避免.通过对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在赣南农村调查等相关文献材料分析,发现在清末民初以来的赣南客家乡村,当地乡村文化人的居留去向未有明显趋城离乡之势,基层社区的文化人在量上不是减少,反而多有增加,其地位虽较传统社会时期有所下降,但拥有知识资源的文化精英仍是赣南客家地区社会精英的主体.近代乡村精英素质的“劣化”,与精英个体的文化程度和知识素养无关或者说没有直接的内在关系,这一群体的变化,主要是源于清末持续于民国的政治、文化上的制度性变迁.     

网络民意与政府公共管理效能提升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成熟和市场的日渐扩大,网络媒体的影响逐步增强甚至渗透到政府公共管理领域.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兴起的网络民意表达已然成为实现公众参与政府管理的重要途径,即越来越多网民正通过网络渠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因此,面对不断兴盛的网络民意,政府应该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回应.以大胆迎纳的认知心态,转变对网络民意的基本态度;以科学引领的智慧技巧,打造网上官民良性互动的机制;以积极主动的行为选择,改变政府应对的被动局面.     

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及其治理机制

该文分析了中国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根源,并探讨了保护主义的界定标准及其防治机制。笔者认为,要保证大国的法治统一并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必须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界限,中央和地方各司其职;中央不再包揽全部的立法权,但是必须将其分内的事情管好。因此,只有在限制中央立法权的基础上,才可能在有限的权力范围内无条件地实施中央至上原则,从而保证国家法治统一并防止地方保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