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预算中的政治:对权力与民主的审视

公共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预算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实质上就是政治冲突。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公共预算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是权力的体现,预算过程中做出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运用与控制。预算是配置资源的公共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制衡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程序。当前中国公共预算的民主性明显不足,为了达到政治民主化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预算改革,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民主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中华民国时期《司法公报》述略

司法公报是民国时期官方出版的一种司法类期刊.北京政府时期司法部发行有《司法公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公报按时间之先后可分为司法部之《司法公报》,司法院之《司法公报》和《司法院公报》,司法行政部之《司法行政公报》,以及前述《司法行政公报》和《司法院公报》合并后之司法院《司法公报》.文章主要对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公报的办刊主体、刊物体例、主要内容、办刊周期等方面的发展变迁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梳理,并对这两个时期司法公报在内容方面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司法公报记录了民国时期的各种立法、司法状况,是我们研究民国法律制度、司法实践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论贵州乡村旅游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旅游是贵州旅游产品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加强贵州旅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贵州旅游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要协调好乡村旅游与各种利益群体间的关系,在乡村旅游中要注意突出个性特色,发掘文化资源,加强政府作用。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制度分析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改革和行政发展的基本目标。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服务导向的政府管理模式,它重新调整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基本关系,并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体交往的制度平台。这一制度平台是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构成的一个制度结构。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我们在充分重视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建设,合理处理二者的关系。     

党政干部媒介素养与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

当下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事件频发。根据近年来我国少数党政干部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态度和表现,将其分为消极回避型、反应滞后型、简单粗暴型、口无遮拦型四种类型。党政干部媒介素养缺失的深层次原因:党性修养不高,公仆意识淡薄;不了解新闻传播规律,驾驭舆论的能力不足;对现代新媒体技术不熟悉,难以占领"信息高地"。加强官德教育,提高党性修养,强化干部新闻学及网络新媒体知识的培训,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新闻发言人队伍,是提升党和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能力的必然选择。     

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政府责任

我国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根源在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层级政府教育经费分担比例不合理,中央和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上责任缺失.高层级政府是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承担者,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主体.将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全额纳入中央和省级财政预算,实行城乡统一的、与公务员同等的、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制度,是建立教师合理有序、跨区域流动的基础,是实现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化的重要内容,是教育公平正义的现实需求.     

制度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视角的分析

采用中国28个样本地区1992-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有双重影响。分析表明: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越强,越有利于形成政府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私有产权制度的认可和扩大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市场化程度和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且显著;产权保护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虽有显著影响,但系数较小。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应着眼于改革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健全知识产权和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等方面。     

教育与政治场域中大学、政府关系的冲突与融合

在附着于政治权力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场域中,教育是被支配的,但政治不能漠视教育的自身逻辑,更不能以政代教。大学须合理地争取并利用学术权力与权利,加强监督与管理,正确处理自由一秩序间的矛盾;政府则应尊重大学逻辑,保护大学的学术自由,避免直接干预其学术事务。     

韩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注绩效管理,经过了政府绩效管理的制度引进阶段、系统化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整合阶段四个时期,积累了大量政府绩效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宝贵经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绩效管理主要经历了以行政效率为中心、以服务质量为中心和以科学方法为中心的三个发展时期。通过对韩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实践以及发展历程的探析,将有助于加快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法制化进程,构建多元化的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实现政府绩效管理战略性与协同性的统一,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政府绩效管理体系,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绩效管理框架。     

社会管理创新:意义、特征与重心所在

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通过社会改革促进政治发展的逻辑要求,它不仅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定位和现实选择,更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与国家协同进步为系统目标。社会管理创新着力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以完善消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排解社会纠纷、化解社会风险的机制和能力,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社会管理创新有助于积累民主治理经验、民主进步动力和民主制度力量,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我国政治改革和政治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影响。通常说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系统性、体系性等特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突出上述特征。而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应当更加强调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社会性、地方性和法治性。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要纳入社会建设视野,还应当纳入整个改革体系,坚持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相衔接,遵循社会改革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方针,并且需要侧重于加强政府建设和促进社会重构。建设以回应型、服务型、有限型、开放型、责任型、守法型为特征的善治型政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所在;重构以公正型、道德型、团结型、自治型、权责型为特征的和谐型社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