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辩亡论》看陆机拟古中的创新倾向

太康之英陆机的《辩亡论》在西晋＂论＂坛占据重要地位,其拟古中的创新倾向代表了西晋文风发展的新趋势。风格创新：感情含蓄、反笔议论;语言创新：多用排偶句式、有意炼字琢句。这正与其繁缛典雅的风格相协调。     

对“文学性”与“绘画性”的探究——以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为例

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已经证明,"文学性"对绘画的创作与发展一直存在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叙事、描述、想象、虚构、隐喻等文学模式的"文学性"与基于技术、材料、形式,非预设性、直觉、无意识、即兴想象等范畴的"绘画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一差异不仅是作为门类的"文学"与"绘画"之间的最大差异,而且是绘画借助"文学性"这一文学表达模式的优势来发展自身的重要手段。该文从文学与绘画的潜在关系入手,从"文学性"向绘画领域的蔓延,科学认识"文学性"和"绘画性"这两个"种差"对于界定文学与绘画本质的意义,"文学性"与"绘画性"在中外绘画史上的相互博弈现象,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融两者之长的探索价值以及对当下绘画创作的启示诸方面来对这一问题展开探究。     

当终极消失以后--鲁迅与卡夫卡比较论

鲁迅和卡夫卡都消解了一切终极性存在,但他们在个体如何面对外部世界,如何面对自我,如何寻求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     

白嘉轩与鹿子霖：殊途同归的悲剧人物：－《白鹿原》人物论之二

长篇小说<白鹿原>是悲剧艺术在小说领域走向成熟的标志.<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悲剧人物.白嘉轩和鹿子霖是两个悲剧内涵截然不同的人物.白嘉轩的悲剧主要表现为文化的悲剧,鹿子霖的悲剧主要表现为政治的和人性的悲剧.他们的悲剧又都是时代的、社会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小说正是通过表现人物的悲剧性历史命运来表现"生活的演变过程"和"历史的演变过程"的.     

论鲁迅与赵树理的审美差异——以《阿Q正传》与《福贵》为例

悲剧与团圆、描神与画形、人物与故事分别是鲁迅与赵树理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异趣在《阿Q正传》 与《福贵》中可得到鲜明印证。     

牺牲与救赎:从《伤逝》《奔月》看鲁迅的自我拯救

鲁迅小说《伤逝》里的男主人公抛弃爱人的设计源于鲁迅在"牺牲论"与爱情的两难选择之间的挣扎;《奔月》里的男主人公被爱人抛弃的设计源于鲁迅在新的生活道路面前的茫然失措。两篇小说从"抛弃"到"被抛弃"的文本设计,寓含着鲁迅"抉心自食"的自我救赎。在许广平真挚爱情的感召下,鲁迅经历了心灵的炼狱,终于走出"牺牲论"而决意开辟一条新的生路,从而完成了对自己的精神拯救。从《伤逝》到《奔月》,鲁迅完成了从个性解放的提倡者到亲身实践者的角色转换。     

《谈艺录》论宋诗

钱先生对宋诗情有独钟,有《宋诗选注》在焉。而《谈艺录》对宋诗,尤其对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等,都有精辟独到的评论。提出以“体格性分”别唐宋诗;而对“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更提出了全新的认识。这些都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诗学价值。对吕本中提出的“活法”也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以文体相互“侵入扩充”的观点,来解说宋人的“以文为诗”、“以诗为词”。     

启示信仰与解构虚无——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杂文

以"批判—解构"为显在话语特征的鲁迅杂文具有其内在的意义建构。在存在主义视野下,对现代生命信仰境界的持续冀望,对生存虚无的反复透视、解构是鲁迅杂文着力建构的深度意义体系。     

时代的悲歌 女人的悲剧——论小说《白鹿原》的电影改编

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史诗巨著《白鹿原》经过导演王全安的改编被搬上了荧幕。电影《白鹿原》成功表现了陕西关中地区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厚重的人文意蕴。但在大量压缩原著情节,改变原著叙事结构,删减原著主要人物,把次要人物变为主要人物,对细节进行移植改造,有效强化了电影情节性、可看性的同时,弱化了原著的时代性,电影的主题表现——时代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削弱了原著的精神意义和思想价值。     

《跻春台》思想性研究——兼论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式微

拟话本小说在清中叶以后逐渐走向式微的原因涉及多个方面,社会、政治、思想以及形式等因素都兼而有之,但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的陈腐守旧、缺少创造力,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是其走向灭亡的主要原因.川人刘省三的《跻春台》就是如此,小说专为“劝善”而作,强烈的劝善惩恶的功利主旨使其沦为了一部道德劝善书,缺少了作为小说应有的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等,因此,其成为目前公认的清代最后一部拟话本小说集亦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