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劳伦斯中短篇小说复杂的性属观研究

在他的中短篇小说里,D.H.劳伦斯既表现了畸形的两性关系,也探索了理想的两性关系。畸形的两性关系主要表现为同性之爱、无性之爱、精神占有、社会化婚姻等。理想两性关系是建立在健康、奔放的性觉醒和性体验上的心灵与肉体的结合。D.H.劳伦斯对于两性关系的描写与其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同时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劳氏复杂的性属观。     

武夷山景观素材绘画作品共时性解读——以黄宾虹、吴湖帆、陆俨少为例

世界双遗产地武夷山,因其美丽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基础,蕴藏着令历代文化人向往的创作素材资源。三位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上极具影响力的山水画大家黄宾虹、吴湖帆、陆俨少,就以各自的绘画风格表现了武夷山的景观。他们或水墨、或水墨青绿、或青绿、或意象、或具象,演绎出武夷山景观绘画素材的情怀。通过对他们作品的共时性解读,从而揭示武夷山景观素材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生态魅力。     

张溥《七录斋集》四种考论

张溥的诗文集现存主要有四种,即《张太史七录斋初集》7卷、《七录斋诗文合集》16卷、《七录斋文集·论略》2卷《续刻》6卷《别集》2卷、《七录斋近集》16卷。前二种近年已影印出版,后二种则分别藏于天一阁博物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颇为稀见。四种诗文集体现了张溥的总体文学风貌,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文献价值。首次对四种诗文集的版本、内容详加考述,指出其在张溥研究、复社研究、晚明文学史及思想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学术价值。     

对现代启蒙的坚守——论鲁迅的小说《故事新编》

鲁迅于“左联”时期创作了5篇历史小说,其被收录在他的第三部小说集《故事新编》中。对于这些中国历史题材小说,鲁迅作了最具现代意义的创造,并深化了其早期进行的现代启蒙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所表现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启蒙与革命之间的艰难的承担与整合,使得鲁迅的小说创作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启蒙与革命互动的中心位置,最大限度地承担着中国现代化冲突的痛苦与代价。     

论《吕氏春秋》中乐正氏之儒

《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乐正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的主要思想——重孝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作为治国的根本;其贵信等思想亦被《吕氏春秋》合理吸收,作为君主修身的重要内容;乐正氏之儒具有兼儒墨的学术特点,这与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学术特点十分接近;乐正氏之儒是通过尸子而在秦地传承。从而为吕不韦所熟悉与采用;研究《吕氏春秋》杂家思想的形成,尸子这个人不应该被忽视。     

左翼文学的解构

不少学者认为左翼文学曾经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其实,当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它早就已经被解构了,而这种解构正是从延安文艺时代就开始了的。由于革命的需要,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为延安左翼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是冲突的。在延安,文学作品的批判性遭到削弱,歌颂工农兵成为主流,左翼文学的精神遭到改写。同时,作家的主体意识也经历了从有到无的变化。而且,左翼文学的主题及人物形象也被解构。正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最终,左翼文学融于工农兵文艺的大潮,失去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试论姚振宗《七略佚文》的误失

在诸家《七略》辑本中,姚振宗《七略佚文》无疑是一部成功之作,但也存在一些误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汉志》班固注整体上（极少数除外）作为佚文予以辑录,有所不当;二是某些具体的佚文辑录及书籍的还原处理等存在着明显的误失：将班固所自作之注作为《七略》之佚文予以辑录;对《汉志》所“省”之书籍的还原著录尚存未至之处;对有些书籍篇数的还原失于准确;个别书籍还原著录时的类别归属有误。     

卢作孚的伦理管理

卢作孚在民生公司进行伦理管理,把帮助实现国家整体现代化作为公司的伦理目标,从服务社会的角度对公司进行伦理决策,同时重视员工的德性培育。卢作孚作为公司总经理以身垂范,坚持伦理领导,对员工的道德选择起到示范作用。卢作孚的伦理管理使民生公司形成独具特色的伦理优势,并进一步转化为竞争优势,有力地保证了公司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集团。     

“娜拉走后怎样”：论张爱玲以小说创作对鲁迅思想的延展

1923年,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其后两年,他又以小说《伤逝》形象地展现出觉醒的女性在出走后遭遇的不幸命运。《娜拉走后怎样》与《伤逝》深刻地揭示出个体解放并不等同于个体自由的获得。鲁迅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受到了张爱玲的关注与赞同。在《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等小说中,张爱玲延续并拓展了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思想。对“娜拉走后怎样”的思索也成为了张爱玲小说中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之一。     

印度电影叙事的民族特性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启示

印度电影作为印度文化的重要传播方式已成为我国民众了解印度、沟通两国情感的重要桥梁。印度电影具有丰富的叙事经验,善于在传统中寻找时代命题,民族信仰下的二元冲突和根植于民族特性的爱情题材,把民族性与时代性完美结合的审美特征,都是宗教世俗观影响下的印度传统文化特征。为了实现故事本土化与他者化兼容的高超叙事能力,印度电影的民族化审美特色以配唱民族歌舞的艺术方式成为印度电影产业长盛不衰的民族基因和民族符号。电影叙事他者化的现代改良,强调引入西方的视角思考民族社会问题;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国际巨星更是印度文化软实力输出的国家形象代表,以宝莱坞为首的印度电影业成为其国家“走出去”的文化品牌。而中印文化交流路径的搭建和“元故事”叙述体的创新表达,对于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意义,对中印文化交流具有国家层面的外交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