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沉默与友善——论“文艺自由论辩”中鲁迅对胡秋原的态度及其原因

在19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中,鲁迅对"第三种人"是持续关注和批判的,而对"自由人"胡秋原则保持沉默,并且在事后显出友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胡秋原的文艺观点、文学评论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某些重要观点和思想上二人具有相通性:对于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的认同,对于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的辩证理解,对于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接受等等。鲁迅和胡秋原在政治态度和文艺观点的关联与交错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性,而鲁迅与左翼主流理论家们对待胡秋原的差异则显示出他卓尔不群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     

政治过程视角下的执政党实现人民利益能力建设

实现人民利益有利于执政党的长期执政,而能否实现好人民利益,又要依靠党的执政,依靠党的实现人民利益能力的不断提升。从人民利益实现过程分析,党实现人民利益的能力主要包涵人民利益表达能力、综合能力、决策能力、执行能力以及反馈能力。现阶段执政党要提高实现人民利益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以及制度建设,不断开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的新局面。     

北极治理的中国参与问题研究综述

由于北极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环境,北极地区长期存在分界争端。近年来,气候变暖,北极地区海冰融化以及世界经济对能源和航道需求的增加使得北极地缘政治处于一个活跃期。北极地区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发展等诸多问题的解决也迫在眉睫,这是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的共同责任。中国是一个近北极国家,气候、环境和农业生产等深受北极环境变化的影响,北极航线的开辟也将对中国的经济贸易产生重大影响。针对北极治理的中国参与问题学者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在研究角度上,多集中于北极治理的法学和政治学研究上;在研究内容上,多集中于理论探讨和策略建议上,缺少实践性分析,多注重宏观层面忽视微观层面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重视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研究,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未来的研究仍具有较大拓展空间,应从多角度展开研究,如人类学、社会学等,加强对已发生事件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理论的可行性探讨,加强对北极治理微观层次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多一些定量研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理参与方式探究。     

历史名人人格心理计量研究初探——以鲁迅为个案

以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鲁迅为个案,通过引入人格量表评定,把量化指标与个案材料相结合,以此克服传统个案研究重描述、偏主观、以质性分析为主的不足之处,力求较为科学、客观、量化地勾勒出鲁迅的人格面貌。研究中运用的人格计量工具主要为根据经典人格理论编制的“心志图”、EPQ量表、MBTI量表。评定人员分为心理学专业人士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两组。然后把评定结果与搜集的其他LOTS资料相印证,从而全面描绘鲁迅的人格心理特征。     

《穆天子传》小说性质辨析

迄今为止,《穆天子传》的撰者、成书年代、文本性质等,均可谓学术疑案。从叙事动机出发,依据战国初期前后相关文献的巨大差异,可以认同此书源出赵国后嗣对祖先的追崇。《穆天子传》体式近似起居注,风格却呈现恍惚无征之态,它既非信史著作,亦非上古神话抑或次神话之类。基于社会风尚和读学心理来审视,穆王故实在虚实相生中形成的小说境界,曾一度受到战国末期神仙思维、汉晋时世造仙运动先后影响,最终在历史误读中造就了后人所谓的神话品格。     

论岳阳民间文化中的吕洞宾形象

岳阳的许多名胜传说与吕洞宾有关,并且形成了他独特而鲜明的形象特征,同时吕洞宾的形象也成为了岳阳地方风物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论“文革”对鲁迅的研究

文革时期对鲁迅的研究,与文革特性高度一致,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远离对象本体,为我所用、削足适履,在研究内容上将鲁迅设计为"角斗士";在研究路径和研究队伍上呈现为一种非常态,完全抛弃学术立场、学理原则,丧失了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和主体精神.     

西汉时期齐鲁地区社会风气的变迁

齐、鲁自古不同,延至秦汉尽管仍有差异但皆以礼义闻名。西汉时期齐鲁之地以其雄厚的知识资源和人才优势深切地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但同时自身也受到当时社会大势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中,齐、鲁最终合流于经学之下。在社会整体风气的影响下,齐地变化不大而鲁地则受到巨大的冲击,大体上呈一种鲁地齐化的态势。     

论鲁迅与新月社的论争及其他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社批评家提倡＂普遍人性论＂、＂天才论＂的文艺观,并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可能性的过程中与鲁迅发生了激烈的论争。鲁迅认为文学兼具阶级性和人性,他揭露了新月社潜隐的资产阶级意识及其替国民党政府＂维持治安＂的心理与意图,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合理性进行了辩护,进而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宝贵的精神资源。     

论《周易》“吉凶由人”的哲学意蕴

《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经历代儒生的改造,逐渐演变为哲理之书。之后,《周易》中的吉凶悔吝、福祸休咎,不再由神秘莫测的天命来决定,而是由人的道德行为及周围环境等主客观条件决定。《周易》中的吉凶并不是绝对的,吉和凶都是有条件的,并且不断地相互转化,吉凶最终取决于人为。“吉凶由人”是《周易》的基本哲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