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血性”德育的意涵——论罗辀重的生活德育观

生活德育是罗辀重在陶龛学校开展道德教育的主要形式。罗辀重的生活德育价值取向于＂充实生活＂,强调在师生＂共生活＂中进行,以学生生活＂自治＂为途径,构建师生＂诗的生活＂,从而成就了陶龛学校师生＂血性＂的道德人格。     

五四时期罗家伦对社会改造问题的探索

五四时期,身为青年学生的罗家伦在社会改造的大潮中,通过自己的学习、思考和实践,形成了对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初步认识.他主张以思想革命为社会改造之首,主张问题与主义并重、文化运动与群众运动并举的改造方针.罗家伦的社会改造主张代表了一部分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学子对社会改造问题的看法,表现出了渐进改革的思想趋向.     

北宋“导洛通汴”考略

沟通北宋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汴渠,是北宋朝廷的运输大动脉和生命线.为了确保汴渠的正常航运,北宋人曾作出不懈的努力,他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治汴的首要问题是治沙,而就当时生产力水平和治河技术来讲,他们还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导洛通汴工程的开通使汴渠避开了黄河不利因素的干扰,尽管受到洛河水暴涨暴落的影响有些不尽人意,但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效益,开创了中国运河史上以水治沙的先河,发明并应用了复闸和水柜济运等工程技术,这些都为明清时期黄河的治理尤其是京杭大运河的畅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罗贯中研究三题

《三国志演义》版本的题署,确定了罗贯中的著作权。他在元代生活了53年,称为"元人"是不错的。以现存没有嘉靖以前的版本,就断定《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后期是不合事理的。罗贯中协助施耐庵完成《水浒传》,又独立写出《三国志演义》;弱化乃至抹杀罗贯中与施耐庵关系的倾向,对中国小说史研究是非常危险的。罗贯中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大家,除了《水浒传》、《三国志演义》,《北宋三遂平妖传》四十回及《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隋唐两朝志传》等,也都是他的作品。     

孟浩然越剡之旅考实

重新考察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越剡之游 ,可见其一生曾三游越剡 :首次在开元十三年 (72 5 )春至十五年五月 ,始程地为襄阳 ;第二次为开元二十一年 (733)秋 ,此即著名的“自洛之越” ;第三次系开元二十三年 (735 )春 ,因赴山阴少府崔国辅之约而至。孟浩然第一次游越剡时于广陵与李白相识 ,并在永嘉乐城与乡友张子容会晤 ;“自洛之越”时与崔国辅在山阴过从一时 ,并相约翌年春再会越中 ;第三次由襄阳始程途经江夏时 ,再会李白于黄鹤楼 ,李白以著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替其送行     

骆鸿凯楚辞学平议

骆鸿凯的《楚辞》研究从音韵、训诂、章句诸门入手,辨明音韵、研究词法、分析章句等,颇具小学功力,做到了继承与创新并举,时有创获,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都是颇值得借鉴的.     

张浚与洛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他在南宋初与赵鼎并相,推崇洛学,引擢洛学之士,造就"小元祐"政局,为洛学的复兴吹响了号角;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元祐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倡行孝悌之说,打压洛学,使洛学的发展受到抑制。秦桧专政后,张浚被贬斥,在困顿谪居期间,张浚终信洛学,著书立说,继承弘扬洛学,并引导其子张栻追随洛学。张浚对洛学的推崇使他在孝宗朝再受重用,流誉于后世,甚至掩盖其过失。     

宗教:广西靖西县木偶戏展演的仪式空间——以靖西山近屯的木偶戏演出为例

广西靖西县木偶戏是靖西壮族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戏种,在乡村节日的演出中,戏台上的木偶戏演出与戏台前的宗教仪式互相呼应,交相渗透,融合交接而成为一体.山近屯的木偶戏演出就与禳解仪式、祭土地庙仪式、送偶人服饰仪式相伴相生,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偶人都是作为祭典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现,成为人和神之间沟通的中介.山近屯在木偶戏演出所进行的一系列宗教仪式中,主要体现出社会控制的功能.     

论罗汝芳的“日用”美学

罗汝芳认为,圣与仁可在日用常行中得到,这一观点表明：＂日用＂就是人类生活的自身,又是人类最终追求的美的境界的显现之地。有赤子之心的人,也就是审美主体,必须在日用之中,即在一种平淡自然的状态下实践审美体验,完成道的追求。他揭示了一个较高的审美境界：道在赤子之心,则道的本质就是纯粹、质朴的,道本身含有一种自然真切的审美形态,人必须忘记物欲与功利,以自然而然的率真态度亲近每日所处的生活,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只有保持着一种自然的审美心境,不虑不思、率性本真,最终才能获得人自身的完善与道的完善,达至中和的最高审美境界。     

论罗惇衍《集义轩咏史诗钞》的思想内容简

清代是古代咏史诗创作的集大成时期,在众多咏史诗集中,罗悖衍的《集义轩咏史诗钞》是其中的佼佼者。诗人有感而发,观古人之善恶得失、为自身之规范鉴戒,是孔门“兴观群怨”文艺观的忠实践行者。在选材方面,诗人眼光独到,能够注意到社会文化发展中众多的变化,以发展的视角来探讨历史,并通过咏史传达出这种变化。在注释体例上采用自注、释词以注典,充分体现出诗集的文献价值和补史之功。诗集虽是恪守《御批资治通鉴》所作,却处处渗透着诗人以史为鉴、教化人心的史学观,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认识论和表彰乡贤、以诗传人的文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