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施耐庵归真返璞——就《水浒》作者问道于刘世德、马成生、应守岩先生

阐述《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生平事迹至今不详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剖析以人废言的弊端,以张国光先生风范向刘世德先生进言,就马成生先生《杭州与水浒》提出不同看法,驳斥应守岩先生对耐庵故里——江苏兴化的诬蔑,呼吁海内外学人让施耐庵归真反璞。     

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

豪族向士族的转变是汉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东汉乃转变的重要契机。扶风马氏本以军功而贵,至东汉为皇权笼络成为外戚豪族,在东汉经学兴盛、皇权对豪族的压制政策以及皇权有意对四姓小侯的经学培养大背景下,逐渐由一个豪强宗族转变成文化士族。马氏家族的文化化透露出东汉豪族社会向魏晋士族社会转变的个中信息。     

对《花东》480卜辞的释读

《花东》480版上,共有六条卜辞,涉及到的人物有祖甲、祖乙和妣庚;王、（武）丁、妇好;大子、子灵等。祭祀的种类有 、彡。瑞玉的种类有吉（圭）、珥。祭祀以外的事类有“在断,来狞自 ”、“在 ,来自 ”及嘉（ ）字不同于王卜辞中的“娩嘉”等内容。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负重前行：创伤视角下的奥古斯特·威尔逊

美国黑人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以其＂20世纪黑人体验史＂系列剧而著名。他对黑人历史的关注源于自身的创伤经历。从文化创伤角度来探讨,威尔逊作品中的一个持续主题是,作为背负历史创伤的族裔,黑人怎样能既不忘记奴隶制、种族歧视的痛苦历史,又要走出它产生的创伤阴影。通过分析其三部代表性作品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是：只有正确认识理解过去、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相连,个体和个体发生关联、共同承担创伤,黑人才能汲取力量、继续前行。其作品体现出威尔逊通过对文化创伤的塑造建构族裔认同的不懈努力。     

从《马氏文通》名字章看马建忠的名词研究

《马氏文通》在正名卷和名字章对名字的概念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马氏更多地吸收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分类方法,已经意识到词类转变可以发生在三个层面：意义、位置和语音形式。双音名字的构成方式主要有四种。     

从马郎妇故事的改写看观世音菩萨的中国化

与马郎妇相关的佛教故事的流传与改写,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它其实还与观世音菩萨的中国化关系密切。马郎妇故事的不断被改写,无论在宗教、文学还是文化上都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在接受观音信仰过程中对其形象解读的分歧是马郎妇故事不断被改写和形象演变的深层原因。中国僧人的主动适应对文化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使得佛教文化更加广泛传播且具有民间信仰特征。     

进化的转义

达尔文的影响力并没有很快抵达中国。近代关于他的记录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译作、报刊、私人笔记或考卷等之中。传教士、留洋人士在早期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他们对于达尔文的介绍常是模糊且不得要领的。严复的杰出工作开启了一个进化的时代,但充斥在报刊和人们思想之中的是一种非达尔文式的进化观念。《物种起源》(下文称《起源》)的翻译大抵可分为两个阶段——本文关注的是第一阶段。《起源》的翻译本可以为纠正进化的误解带来希望,然而译者马君武并没有去颠覆新近形成的进化范式。通过对达尔文文本的修正,马氏尽可能地弥合:达尔文的学说与先前已被灌输给那个时代的进化观念之间的差异。本文的第二部分通过对《起源》第三章和第四章译文的解析,来探究那个年代进化的转义。     

试论《马氏文通》的句法理论体系

马建忠一方面接受了西方语法学理论中的句法学说,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我国传统语文学的句法观点,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句法理论。在《马氏文通》中,"句法"一词共出现了44次。《马氏文通》的句法理论由"句法单位论"、"句读成分论"、"次论"、"句型论"、"句子语气和句类论"等五个部分构成。     

"马加爵案件"带来的高校德育教育的反思

从马加爵案件给高校德育工作的反思,在于丰富内容更新德育观念,切合社会现象,加强针对性;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消除学生"心理危机";改革德育工作模式,转换思想教育思路;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增加学生法制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