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

豪族向士族的转变是汉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东汉乃转变的重要契机。扶风马氏本以军功而贵,至东汉为皇权笼络成为外戚豪族,在东汉经学兴盛、皇权对豪族的压制政策以及皇权有意对四姓小侯的经学培养大背景下,逐渐由一个豪强宗族转变成文化士族。马氏家族的文化化透露出东汉豪族社会向魏晋士族社会转变的个中信息。     

略论“不拘儒者之节”的“通儒”马融

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马融是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他“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又“生性任达,不拘儒者之节”,在这两面之中所蕴含的个性特征需要我们去深刻体认,以达“了解之同情”,而其在当时与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也有追寻的价值。马融此种双重人格揭示了东汉中后期社会思潮已经由经学向玄学潜行,马融一生的奇异行为正是反映这种变迁的表象。因此,马融不仅是两汉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值得重视的人物。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关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曹溶词学观及其与浙西词派的关系新探

通过词体观、新变观与南北宋之宗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曹溶、顾贞观与朱彝尊的词论,在强调词体的抒情特性方面三人观点较为一致。三人最大的分歧在于曹溶、顾贞观提倡性灵,而朱彝尊独尊南宋姜张的醇雅风格：曹浴、顾贞观学词偏向北宋,朱彝尊主张学南未。三人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不一致,朱彝尊词学观前后变化较大,受曹溶影响仅在其词学的前期,曹溶词学对浙西词派理论没有直接的影响。     

元初道士诗人马臻生平事迹考辨

元初南方正一派道士诗人马臻,其诗在元道流诗人中成就颇高,但生平正史无传,后人述及,或含混不清,或失检误判,或有舛史实,作者就其生卒年、青少年经历、壮游西京、晚年生活四个问题作出考辨.     

进化的转义

达尔文的影响力并没有很快抵达中国。近代关于他的记录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译作、报刊、私人笔记或考卷等之中。传教士、留洋人士在早期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他们对于达尔文的介绍常是模糊且不得要领的。严复的杰出工作开启了一个进化的时代,但充斥在报刊和人们思想之中的是一种非达尔文式的进化观念。《物种起源》(下文称《起源》)的翻译大抵可分为两个阶段——本文关注的是第一阶段。《起源》的翻译本可以为纠正进化的误解带来希望,然而译者马君武并没有去颠覆新近形成的进化范式。通过对达尔文文本的修正,马氏尽可能地弥合:达尔文的学说与先前已被灌输给那个时代的进化观念之间的差异。本文的第二部分通过对《起源》第三章和第四章译文的解析,来探究那个年代进化的转义。     

钱钟书和马一浮学术态度比较

“不开宗派不为师”,是钱钟书和马一浮两位学术大师共同的学术态度,虽然具体缘由不尽相同,但都植根于中国古代“为己之学”的传统。     

八股科举制度的虔诚信徒——评《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

八股文导源于宋代而盛行于明清，在明清两代，八股文是读书人猎取功名的唯一手段，八股文禁锢着读书人的思想。《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是一个本性善良、豪侠仗义之人。他虽然二十多年科场不利，但仍然将举业作为他人生唯一的目标。他是八股科举制度的虔诚信徒，他真诚地捍卫举业，最终成为八股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马建忠的外交思想

马建忠的外交思想是其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十分丰富。在对外政策上,他提出了主动开放,谨慎交结的观点;主张利用国际公法,同列强进行斗争,修改不平等条约。他还反对盲战,主张战和要看时机。在培养外交人才方面,马建忠提出了集选才、育才、用才三位一体的使才得用观。     

马戴登入《诗人主客图》清雅派“升堂”之门初探

晚唐国运衰颓,环境清冷。马戴在晚唐虽不为时人所重,但却能反映当时感伤悲怆的诗风,亦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将他列为"升堂"弟子即是很好的证明。从其诗歌创作以及与此派门人的"交往"看,马戴登清雅派"升堂"之门大致有三点理由:第一,山水田园诗作内容简净朴实;第二,五言律诗呈现清幽淡雅的特色;第三,马戴与清雅派弟子姚合、贾岛二人颇有交谊。本文以马戴为研究对象,结合马戴所处时代背景,探讨其登清奇雅正派之"升堂"的各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