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抗日救亡的思想和活动

马相伯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人士 ,“九·一八”事变后 ,马相伯坚决反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 ,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日 ,坚持“不还我河山不止” ,并就如何抵御日寇 ,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一是“立息内争 ,共御外侮” ,二是“实施民治 ,以纾国难”。马相伯不仅发表言论呼吁抗日 ,还身体力行 ,其爱国精神和救国勇气令人钦佩     

陕北人口姓氏变迁研究：绥德吉镇马氏家族视角

以绥德吉镇马氏家族为中心，对陕北人口姓氏变迁进行研究，以探讨乡村社会的状况以及基层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认为：吉镇是陕北著名的古镇，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重要，其名字的由来与商业贸易活动有很大关系；其姓氏人口来源、发展与变迁既与中国历史社会变迁相关，又与陕北特定的环境密不可分；马氏家族的发展、兴盛既与自身实力及其姻亲关系有关，又保证了马家绵延久远的家族势力，并在地方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马坚先生译著《阿拉伯通史》三版序言及最新版后记

1979年，美国著名中东学者希提教授的《阿拉伯通史》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填补了当时国内相关学术领域的一个空白。事隔近三十年后，新世界出版社在对北大已故马坚教授的这个译本进行适当编辑加工的基础上，于2008年7月又重新推出这部长达75万字的阿拉伯历史鸿篇巨著。这无论对于相关的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还是对于帮助国内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阿拉伯民族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马魁麟阿訇与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

清末民初，北京阿訇马魁麟及其子创办的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是历史最长、影响最深、规模最大的中国穆斯林出版社，历时了半个多世纪，编印和出版了百余种伊斯兰教珍贵典籍、经字画、招贴画、海报等，为印刷和整理中国伊斯兰古籍、译著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马相伯及其天主教本土化理论——从结合体到和合体的转变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宗教家、政治家。他自幼便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天主教文化的良好教育,这两种原本异质的文化结合在马相伯一人身上。这两种文化之间无疑是具有张力的,而马相伯的一生便是这种张力的充分映照。如何消除这种张力,如何从异质对立的结合体转变为相成相济的和合体,这也便是天主教如何本土化的问题。     

论同光时期晋南地区的教化措施——以地方官员马丕瑶为中心

晚清同光时期,内忧外患使得清王朝传统统治秩序濒临崩溃,民众信仰体系受到极大冲击。各级地方官员为尽快恢复统治秩序,采取各种措施教化民众,为“同治中兴”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内陆晋南地区地方官员马丕瑶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教化组织,积极投身于教化民众的实践中去,这对挽救世风、端正士习以及恢复晋南教育教化基础,重振传统学术文化的繁荣局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带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     

开启两岸互信对话的时代

今年两项选举结果改变了台湾的执政格局。马英九上台和国民党的完全执政，是缓和两岸关系的契机。虽然中国的和平统一还是一条漫漫长路，但“胡萧会”预示着两岸关系的春天正在到来。     

马相伯民治思想述评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辛亥革命之后,为建设真正的民主国家,提出了实施民治的治国方略,指出实施民治是天赋人权的要求;是消除内乱,共御外侮的要求;是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的要求。并拟订了实施民治的方案,主张用联邦制把民众组织起来,制定完善的宪法和法律,明确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其思想主张虽缺乏可行性,但以民为本的观点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马一浮国学观散论

当今谈国学不能不追溯百年前学人的国学观。要追溯百年前学人的国学观,就务必要了解章太炎、马一浮的国学观,因为章马两先生的国学观是上个世纪初学人国学观的典型。本文对马一浮国学观的探讨,重在说明：马氏不赞成章氏以经、史、子、集四部学问谈国学,将“国学”楷定为“六艺之学”。他对于其国学之定义并没有予以论证,只是陈述了他的看法——“国学”为“六艺之学”,是因为中国固有的四部学问为“六艺”（六经）所统摄。他不但认为“六艺”统摄中国一切学问,还进而强调“六艺”亦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这一强调,旨在凸显“六艺之学”的世界意义,为其“世界人类文化最后必归于六艺”之见解确立学理上的依据。     

论马其昶《屈赋微》阐明微言的注评特色

马其昶阐明屈赋微言的原因,一是适应时代潮流,凸现爱国思想;二是认为前人因未充分发明屈赋的旨趣而没有真正了解屈原作品。马其昶阐明微言的具体内容包括字词句义、章意题旨等多方面,其层次有二:一是在博采众说的基础上渗入,二是直接阐发个人见解;其内容主要是结合屈原生平、思想、经历以及典籍所载的楚国史实,发掘屈赋的内在意义,并以此来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其不足之处主要是存在一些主观臆测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