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语言学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

从《马氏文通》开始,中国汉语语法研究就走上了与西方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道路。通过梳理和总结汉语结构语法研究、功能语法研究和认知语法研究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我们能够更加明晰当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汉语语法研究的关系,更好地把握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方向。     

明清时期海南岛的妈祖信仰

通过系统考察明清时期海南妈祖庙分布以及其所反映的规律,探讨海南妈祖信仰兴盛的原因,并述及妈祖信仰经由海南人传到海外的情况以及妈祖崇拜在东南亚海南华人崇拜中的地位。     

论马建忠的语言教育哲学

晚清马建忠是汉语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马氏文通》中的汉语教育观值得重视。诸如尽快学会语言后再去学技术,语言能“群”,颇能体现马氏对理想主义教育观的追求;语言有人文性,语言的结构分析和人文精神之道须兼顾,则表明马氏主张用人文精神校正科学主义机械论;围绕语言能力、注重以修养选拔人才,则反映了马氏教育观中的实践理性。马氏的语言教育哲学是重视整体综合教育,重在培养人文精神的教育观。     

论清初《诗品》接受史的“异质性”--以陈祚明对潘岳、陆机、陶渊明的批评为中心

清初诗论家陈祚明对《诗品》的批评存在鲜明的异质性。陈祚明反对钟嵘“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说法,认为钟嵘对陶渊明品第不当,对诗旨阐发不足。他认为潘胜于陆,陶诗可与杜诗并驾齐驱,陶诗亦有入世之意,不宜专以隐逸述陶诗之旨。钟嵘之所以强调传统,否定新变,是为了反对以沈约为首的声律论;陈祚明之所以主张溯唐诗之源,提倡“情为辞先”的诗学观,是为了折中调和明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之弊。不同的诗学语境、批评目的,导致了“异质性”的产生。     

论钟嵘《诗品》中的赋

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大多重比、兴而轻赋,而钟嵘在《诗品》中对赋的含义提出了新的解说,明确指出了赋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既突出了诗歌的审美特征,又强调了方法论意义。     

容闳晚年的新探索

容闳几乎是一位和中国近代社会前进步伐相始终的爱国人士。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赴美留学,寻求救国良方。1854年返回祖国后,致力于改造中国的进步事业。支持太平天国革命,参与洋务运动,经过18年努力促成了第一批留美幼童的派遣。后又投入维新变法运动。晚年则渐渐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全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本文在探讨容闳转向革命的过程和原因的基础上,重点评述了容闳为辛亥革命鞠躬尽瘁的爱国情操。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人的革命观念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从而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的覆灭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中,既承继了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内容,又引入了西方近代革命观念、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更有中国革命派思想家综合中西古今思想资源所进行的融贯与创新,如邹容初步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纲领、孙中山确立的三民主义、陈天华主张的国民革命与英雄革命相区分、朱执信主张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相并行,其中不仅包含了反清的内容,也不仅包含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容,还包含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理想追求。     

刘蓉对桐城派文论的传承与发展

刘蓉是晚清时期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奉桐城派方苞为“文学正宗”,受桐城文论影响较大。但是他能以包容之势吸取他人之长而为己所用。在文道关系上,不墨守桐城义法,主张用经济之学,充实桐城义理。在创造理论上,注重文艺特性。标举“疏畅”之文。故其文论思想更具有开放性和实用性。但刘蓉因袭传统的包袱太过沉重,使其未能在理论和创作上找到一条完全适应近代社会变革的新路。这是近代桐城派作家在对传统古文作近代转换过程出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马福龙爱国思想及实践探析

马福龙,现当代著名的回族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思想主要表现在:期盼和欢庆宁夏解放;投身新时期国家民族宗教工作的建设;积极从事民族团结工作等。研究马福龙的爱国思想,对当下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团结和社会建设工作,以及实现中华各民族美好新生活具有启发意义。     

马致远曲作中的佛学意蕴

马致远的曲作深深打上了古代文人惯有的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特征，但学界历来重视阐论其作品中的儒、道思想，而对其佛家意蕴则关注不够。笔者通过对马致远曲作的细读，发现马致远有着对佛教教义如苦、缘起、无常、空、心、顿悟等的体悟，由此也使其曲作具有了更为丰厚的思想内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致远的理想是遁入空门，而多半与他的道家思想一样，不过是在儒家入世进取理想落空之后的心理调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