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致远《汉宫秋》与咏史诗

马致远在创作《汉宫秋》时,对古今诗人的咏史诗有所袭用、借用、化用,从而受到咏史诗创作技巧、创作思路的影响。《汉宫秋》将诗歌与戏剧两种文体打通,使之互融,而《汉宫秋》至可视为以戏剧之框架写就的长篇咏史诗。     

马君武传输主权在民的旨趣探究

近代中国,依据《民约论》的译介,马君武传输了主权在民思想。其间,马君武与卢梭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透过文本发现,马君武关注的是主权在民说的发展脉络,而主权在民说的理论基础,即有关人的自然权利的演绎并没有涉及。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君武给予的是一种诠释性的解读,而非概念或学理上的分析。在马君武的话语体系中,主权在民的制度载体就是建立共和政体,实现期望已久的民主,民主与共和大而化之地混同在一起。     

合作化小说“个人”故事的讲述及其问题——以马烽和《韩梅梅》为例

新中国教育部在1953~1954年进行了教育整顿,国家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动员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加入到正在蓬勃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中去,这批身处变化漩涡中心的农村毕业生们出现了＂集体＂和＂个人＂彼此相遇,并引发了两者之间关系的难题。在1953年开始的严峻状况中,这一关系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的矛盾状态。出于复杂的原因,1954年马烽先生的小说《韩梅梅》,正是讲述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故事,但是它却呈现了多重隐晦与纠结的意味。     

民国时期马步芳家族与青海各宗教之间的关系

民国时期,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是青海影响比较大的三个宗教派别。马步芳家族在统治青海时和三个宗教派别之间也有三种不同的关系,但无论马步芳家族与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其最终目的和出发点是维护马步芳家族的独裁统治。     

建国后资源型城市人口的发展演变——以马鞍山为例

文章以马鞍山为例分析建国后资源型城市人口的发展演变,并分析了其特点和形成机制。资源型城市具有人口增长快、机械增长比重大、阶段性显著,人口城市化水平高的特点。人口的就业结构单一、性别结构不平衡。资源型城市人口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于国家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城市工业化程度高和畸重型的工业结构是其人口构成的成因。     

曹溶词学观及其与浙西词派的关系新探

通过词体观、新变观与南北宋之宗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曹溶、顾贞观与朱彝尊的词论,在强调词体的抒情特性方面三人观点较为一致。三人最大的分歧在于曹溶、顾贞观提倡性灵,而朱彝尊独尊南宋姜张的醇雅风格：曹浴、顾贞观学词偏向北宋,朱彝尊主张学南未。三人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不一致,朱彝尊词学观前后变化较大,受曹溶影响仅在其词学的前期,曹溶词学对浙西词派理论没有直接的影响。     

马援与我国民族地区的羁縻制度——马援研究之十六

从当代的行政管理学意义上着,马援在陇西执行的民族羁縻政策,在管理上有了质的突破.在岭南,"悉定郡县为令长也,"用拥护汉朝的骆越贵族和骆越族的平叛将领作为新设郡县的官吏,并且用汉朝法律予以约束.这实际上是民族羁縻制度的雏形,为后来最终形成一套严密、完善的民族羁庶制度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尤氏姐妹的悲剧人生

曹雪芹通过“红楼二尤”的短暂的悲剧人生,揭示了封建贵族社会的冷酷与丑陋,强有力地控诉了荣宁贵族污浊男性的丑恶行径,鞭挞了王熙凤阴险狠毒的性格。尤氏姐妹的悲剧人生,虽然大不同于书中所描写的金陵十二钗的悲剧命运,但却是穿插在曹雪芹所描绘的封建社会大悲剧中的小悲剧,深刻而强烈地控诉了封建恶势力对这三位来自民间的女性从肉体到精神的残酷虐害,惨烈生动,撼人心魄。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关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马戴登入《诗人主客图》清雅派“升堂”之门初探

晚唐国运衰颓,环境清冷。马戴在晚唐虽不为时人所重,但却能反映当时感伤悲怆的诗风,亦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将他列为"升堂"弟子即是很好的证明。从其诗歌创作以及与此派门人的"交往"看,马戴登清雅派"升堂"之门大致有三点理由:第一,山水田园诗作内容简净朴实;第二,五言律诗呈现清幽淡雅的特色;第三,马戴与清雅派弟子姚合、贾岛二人颇有交谊。本文以马戴为研究对象,结合马戴所处时代背景,探讨其登清奇雅正派之"升堂"的各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