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与缉私——道光六至十二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史事考

道光六年至道光十二年期间的两广总督李鸿宾在中英关系中有两个负面记载:一、《清史稿》记述李鸿宾接受英商贿赂滥坏行商制度一事,二、《道光夷艘征抚记》等史书中提到的道光六年李鸿宾设立水师巡船导致鸦片入口数量激增一事。史料考证表明,《清史稿》对李鸿宾接受英商贿赂的记载存在与史实不符和概念错乱之处,值得怀疑;而李鸿宾所设的水师巡船固然腐败,却不是导致鸦片入口激增的主要原因。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层累地加重了李鸿宾的罪名,夸大了他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戒烟医院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中国各地创办了一系列戒烟医院。这些戒烟医院的兴办既是应对烟毒泛滥的产物,也与该时期政府及社会推动戒烟禁毒有着密切关联。它们分布各省,数量众多,既有官办、私立、官私合办,也有官方委托民间办理等形式。它们办理水平各异,但主要从事如下活动：强制收戒和免费戒治、开展禁烟戒烟宣传、化验和研制戒烟药物、探寻和采用适当的戒治方法等。此时期的戒烟医院对于推动戒烟禁毒以及清除毒品的危害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受特定社会历史环境限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     

政治的鸦片与鸦片的政治

从清代中期开始的衰落与鸦片传入中国后经历的由宫廷而流传至各级官吏 ,又由统治阶层而蔓延到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的过程中 ,可以看出鸦片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息息相关 ,相互影响 ,互为因果     

法律移植与本土文化的融合——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破产法》考察

朱文通以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为个例对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动向展开探讨。文章认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新资料至关重要。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如能得到充分发掘利用,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肖红松对民国时期河北的烟毒吸食问题进行探讨后指出,河北烟毒的吸食群体总量在三十万人左右甚至更高,文章还对烟毒吸食群体以及烟毒吸食的蔓延趋势进行了多维度解读。王小梅以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中的部分破产案卷为中心,对南京国民政府《破产法》的制定、实施及其所具有的作用、意义等情况进行了深刻剖析。任吉东探讨了近代天津永租房地契其在中国内部的固有形态以及在外力冲击下所产生的变化,阐释了天津土地契约形式在近代的蜕变,以及城市近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裴赞芬对中国继承法律文本的近代化、司法实践中的立嗣与女子继承权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民国时期近代继承法理念已从法律文本逐步渗入民间生活,实现了中国传统继承制度的近代嬗变。     

论民国时期湖南军阀的鸦片贸易

民国前期,湖南成为南北军阀的必争之地。各派军阀为了解决棘手的军费问题,对种植和贩卖鸦片烟土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政策。湖南军阀们不仅勒令湖南农民种植烟土,而且还亲自经营非法的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再度蔓延湖南的恶果是加剧了民国时期湖南政局的混乱和动荡,毒害了湖南的社会风气,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了此后湖南多年的粮食恐慌。     

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

本文根据原始文献,研究了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目前普遍采用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而实际上,马士的说法有许多错误。本文认为,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约为四十多万箱,价值约二亿两白银;1840年前中国平均每年外流的白银最多的约为五百到六百万两;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吸食鸦片的人数约为二百五十多万人。     

传教士与早期中美贸易关系

相比1784年来华的"中国皇后"号美国商船,直到1830年才有美国第一批传教士来华,但这丝毫不影响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传教士不仅是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美国东亚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美早期贸易关系中,传教士与美国商人的关系、传教士鸦片贸易观念的分化及传教阵营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等都将美国传教士的身份与作用多元化了,这为系统研究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贸易关系带来了新的切入点。     

清末财政困境下的禁烟运动

20世纪初,满清王朝实施了一系列的自救措施,试图挽回败落的社会局势,禁烟运动是其重要措施。从清末财政困境和社会局势的视角分析清末禁烟运动的起因,探讨了清政府在禁烟法律法规、禁烟机构和禁烟条约等方面采取的积极措施,充分肯定了此次禁烟运动的成效和积极作用。     

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及其学术贡献

近三十年来我国宗教哲学的兀然崛起和高歌猛进与我国宗教哲学界宽松、自由的学术争鸣密切相关,特别是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密切相关.作者在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作出历史追溯的基础上,强调和论述了这一争论对我国宗教哲学研究的巨大解放作用和重要的学术贡献.     

试析日伪对赫哲族的毒化政策

为了获得高额利润,麻痹赫哲族的民族意识,断绝赫哲族与东北抗联军队的联系,从而加强对赫哲族的殖民统治,日伪对赫哲族实行毒化政策。日伪在赫哲族地区广泛种植鸦片,给赫哲族发放“吸烟证”,鼓励赫哲族吸食鸦片,从而达到其拉拢引诱的目的。在日伪毒化政策的实施下,赫哲族的体质受到了摧残,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民族面临濒危,同时在精神上意志消沉、萎靡不振,丧失了反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