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形成的原因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之所以能够在 2 0世纪 30年代末和 4 0年代初形成 ,是因为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 ,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原理更好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创造性地提出并形成了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 ;抗日战争的复杂环境 ,使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必须调整策略路线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提供了实践经验     

毛泽东先进文化建设思想的主要特点

毛泽东先进文化建设思想具有五大特点:主张民族尊严和民族特色;高举科学的旗帜,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还优秀文化成果于人民,重视中华民族思想品质、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主张对外来文化继承和借鉴的开放性;积极倡导创新精神,用创新来推动中国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50年代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50年代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腾飞时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纲领 ,而且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不仅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的切入点 ,而且通过“一五”计划奠定了工业化体系和全面现代化的基础 ,使中国赶上了世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步伐。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认识上的局限 ,毛泽东把现代化简单等同于工业化或者把现代化局限在四个方面 ,并在实践中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 ;更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 ,他把阶级斗争当作现代化的动力 ,并在现代化过程中急于求成 ,最终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走上了歧路。     

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在时代的大潮中,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运用和发挥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使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具体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明确了继承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实践主体和实践内容;提出了继承和发展民族精神的一般规律和认识方法;总结了继承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基本立场、原则和观点等。     

毛泽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战略成果透析

关于毛泽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战略实践的成果,传统认识是:中共在提出“和平解放台湾”方针后,便加紧了对台争取工作,只因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显然,此判断有失偏颇。毛泽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长达20余年的战略实践,为后来者揭开了和平统一的崭新一页,作了根本性的铺垫;当是后来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略形成的历史根基与历史前提。     

从列宁到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概念述评

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一生都十分注重的理论问题,是评价毛泽东晚期功过的焦点,也是社会长久关注的带有现实性和普遍性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等人曾经提出过文化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概念则早在新文化运动中就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又有系统的论述。文化革命理论反映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和一个知识分子的宏大愿望,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革命概念应该和“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区分开来,不应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而讳言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     

一个由误解而引发的误解——与《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一文的商榷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正是在具备革命变革的历史条件下，通过阶级斗争这个动力作用的结果。所以，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几千年的文明史，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正确命题。《邱文》把毛泽东的正确观点说成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并加以发挥，实际上这是一个由误解而引发的误解。     

论毛泽东民本法制思想的历史轨迹与实践效应

过去社会上误认为毛泽东不重视法治,甚至践踏法律,进而搞自己的个人崇拜,致使理论界也一度对毛泽东的民本法制思想未引起高度重视以展开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故本文从毛泽东民本法制思想产生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与历史演进轨迹及创新发展的社会实践效应阐发作者的见解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初步探索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要素是广泛和复杂的,一个政党在政治革命中被历史和人民选择,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革命武装的有效性所决定的。应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最初执政时的合法性不仅仅来自于成功的暴力革命所带来的权威。从更宏大的历史视野来探寻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应该深入到中国社会前进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诉求中去寻找答案。毛泽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展开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为我党不断汲取合法性资源和长期执政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五四”时期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巨变的时期。他由一般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最终信奉了社会主义 ,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与五四运动的影响息息相关。他的思想转变首先是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 ;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 ,他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这使他的人生目标与信仰定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帮助和指导下 ,他一步步地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