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封建思想论纲

毛泽东的反封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由革命主题论、反封建核心论、反封建根本问题论及文化革命论等内容组成。毛泽东的反封建思想是中国民主革命及新中国前 2 8年反封建斗争实践的指导思想。但是 ,我们还应该看到 ,毛泽东的反封建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发展的完整思想体系 ,他长于对物质制度层面封建主义的批判 ,而对思想意识层面封建主义的批判则严重不足。这构成了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严重不足。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新的挑战 :诞生于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还适用于今天 ?2 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的兴起是否造成了它的过时 ?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上的挫折应否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负责 ?其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具有自我超越能力的开放体系 ,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 ,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失误恰恰是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造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造性的阐释 ,使它保持一种开放的对话姿态 ,并避免其沦为狭隘利益的工具 ,乃是保持它的生命力的根本途径。     

意向性建构原理与读者理论

现象学哲学的“意向性建构”原理的实质意义给与 :主体建构对象就是给与对象意义。这是讲求读者建构 (再创造 )文本意义一路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南宋理学极盛的过程与原因试析

宋代理学到南宋孝宗、宁宗时期达到极盛 ,但无论从理学道统承传方面还是从社会政治条件方面看 ,孝宗之前的高宗朝实为理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理学由北宋时的民间之学发展到南宋时占主导地位的学派 ,活跃于高宗朝的程门弟子对二程学说的极力推展是一重要因素。同时 ,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 ,高宗集团选择了主和派的妥协主张 ,并有意识地寻找与这一政策相适应的学术思想作为其理论根据 ,程系理学正是在这一现实政治需要中得到高宗集团的接纳、支持而逐渐繁荣兴盛起来。到孝宗朝 ,朱熹使理学形成庞大的思想体系 ,标志着中国古典哲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关于高等学校德育的几点思考

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德育是相对滞后的,过去德育的意识形态性过于突出,且效果也不理想.德育最起码的要求是道德,要重视德育的文化内涵才能不断提高德育水平.必须坚持爱国主义是德育的主旋律,同时德育内容要适应日益国际化的中国对年轻一代素质的新要求.     

吾有志在丘壑--论辛弃疾的园林审美意识和人生态度

辛弃疾起义南归之后,与山水园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游览过许多湖山胜景,建造了自己的第宅园林,并创作了大量的与山水园林有关的词篇.他以多彩的笔墨描绘了自然山水和庭园风光,表现出崇尚自然、虚淡的审美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抒写了随遇而安、超然放旷的人生态度.     

试论詹姆士的“意识流“理论

本文指出,詹姆士的意识流理论不仅是其彻底经验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心理学和文艺领域都具有重要影响,应引起人们足够重视.     

毛泽东与“另起炉灶”的外交战略理论和实践

建国之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和实施“另起炉灶”的外交战略,成为新中国在当时最重要的外交方略之一。“另起炉灶”外交战略理论的提出实施,彻底划清了新中国外交与旧中国外交的界限,从根本上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使新中国走上了真正独立自主的道路。因此,“另起炉灶”的外交战略理论不仅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论彼得·圣吉的管理哲学

彼得·圣吉是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他的管理哲学从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管理手段与管理目的、管理组织系统与管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等四个维度全面揭示了管理科学的发展取向 ,深邃而富有内涵 ,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A sociolinguistic application of Bakhtin's authoritative and internally persuasive discourse

Through the use of two central Bakhtinian concepts, authoritative and internally persuasive discourse (wor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ideology of linguistic hegemony as a source of power in the Greek public sphere and the condition of language shift faced by the Albanian‐speaking communities of modern Greece. I argue here that a cautious application of these two notions, which are relevant to linguistic ideology, can reveal crucial aspects of two processes: that of subordination to and that of questioning of the dominant linguistic ideology by local Albanian‐speaking communities. Thus, in language shift contexts, it is possible that no simple relations obtain that place social agents in unquestionable and easily predictable positions. Such an approach proves useful for the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threatened language co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