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建构历程及实现途径

随着传媒市场的日益成熟,媒体逐渐成为公共讨论和提供信息的平台,并日益成为建构我国公共领域的重要力量。本文从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入手,结合我国传媒发展历史和实践,梳理我国传媒建构公共领域的艰难历程,并就我国传媒公共领域建构的现实路径进行初浅探讨。     

维吾尔族大学生新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

文章在对乌鲁木齐大学生的新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新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的关系。研究认为维吾尔族大学生在新媒体使用中表现出的国家印象比较正面、积极,对各类事件的关注和参与体现出对国家的归属感。族群认同方面,维吾尔族大学生在新媒体使用中对于自己所属族群的情感态度、归属感比较强烈。新媒体在族际交往方面区隔意义大于联系意义。     

时间产品:传媒经济学的价值基点

当人类习惯把大众传媒当作最主要的信息交流与传播的载体时,大众传媒便成为一个产业,两大基本产品形态分别是信息和时间,后者是所有传媒信息产品统一的价值载体,并在交易过程中决定着传媒信息产品的价格,由此成为传媒经济学最基本的价值对象:时间产品。本文基于时间产品的理论性概念,对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产品进行了有效的价值分析,以此对全球传媒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战略性判断。     

刘文辉“三化政策”出台缘由及对彝区教育的影响探析

民国时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提出的“三化政策”之三个目标和六个执行,尽管其出发点和实施策略及手段并非以尊重民族意愿为前提,但认同“彝人也可怀德”、“同化彝人也可为我助援”等理念,实属当时历史条件下宁属地区民族政策的一大进步.至少它在宁属地区酝酿和实践过程中,曾引领政府在动用武力剿杀彝人的程度上有所减轻.单就进剿西康彝人的四次军事行动而言,已经出现与以往进村杀光、烧光和抢光有所区别——采用释放、赎银和坐质读书等缓兵之计,允许保住彝人性命的事件发生;陆续将“质彝所”转制为酷似现代教育的学校模式,即在四周建高墙和设卫兵的校园内,迫使坐质的黑彝上层子弟和部分西昌、冕宁自愿入学的白彝子弟共同学习汉族礼仪和文化.在推进彝人被动开化的同时,逐渐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打下坚实的国文基础,使其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彝族社会的文化精英和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     

康熙的尚德兴廉之道与清官之治——兼论“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

康熙将自己深厚的理学造诣付诸治国实践,以宽仁、德治驾驭群臣,提倡清廉,而各级官员也以人品相砥砺,以名节、操守为尚,清廉为政之风蔚然而成,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清官之治.康熙与雍正、乾隆用人好尚、吏治思想各异,也使得三朝仕宦之风颇为不同.     

The risk climate and the delivery of child welfare services

The community is conceptualized as a “risk climate” in which the traditional child welfare services such as own-home services, foster placement, adop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are delivered. The community generates incidence of child welfare cases through the pressure of conditions, and affects prevalence by the extent of its response. Any method of allocating scarce resources should take variations in the risk climate into account in order to put resources where the problem is. This report presents an effort to achieve such a procedure through (1) a literature review to isolate variables related to child welfare service delivery; (2) a report of zero ord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variables and outcome measures; and (3) the use of a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develop predictive procedures. The process developed is put forward as an equitable way of distributing scarce resources.     

灵魂的颤动与民族寓言的精神传播——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新时期文学读幽

中国新时期文学显示了自己"独质"的特征,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镜相的一部分既有传统文化、道德、政治的多重负荷,又有外来话语、本土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压抑印痕;创作主体的审美走势既有对抗又有认同,既有消解又有重构,既有妥协屈从又有沉默抵抗.在全球化语境下,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程序化、模式化和数字化,物质上享受的范畴越宽,精神上的空间却越来越窄.文学艺术作为对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反映,其深层的指归则是精神的核质,是人类的灵魂.基于此,中国作家在输入全球普遍性视野的同时,竭力从事本土性和区域性的建构,既思索"世界文学"可能共有的审美价值尺度,又着力发掘和创造处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与文化个性--这其实是一个更为博大的"民族寓言".因此,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充满"灵魂的颤动",如何使民族寓言的精神传播更加深入文学的核质,应该成为每个不甘平庸的中国作家努力思考和自觉行动的艺术追求.     

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经济现代化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它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导航仪、红绿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助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出"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为世界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三重逻辑

党的十九大根据新时代我国变化了的实际国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的重大判断,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特征。做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判断,不仅具有坚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逻辑依据,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历史逻辑,更是内在地蕴含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逻辑和客观要求,必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新时代发挥统计监督职能的思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统计监督纳入国家监督体系之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统计监督面对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在新环境下进一步发挥统计监督作用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系统梳理了有关统计监督的各种论述,对统计监督的内涵进行了重新认识,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统计监督的实践和做法,并与国外统计监督进行了比较,最后提出了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挥统计监督职能的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