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之际诗风的异动——以孙原湘与袁枚关系为例

乾嘉之际,诗风异动,无论诗坛主创还是诗风都与清前中期不同。时代与文人士子的人生走向促成了乾嘉之际诗风的异动,而诗风的异动又反过来影响了文人士子的人生选择和整个时代的风尚。孙原湘选择了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并且虽以师事之又始终保持自己的主张,不仅与袁枚及以其为首的性灵派在当时的影响力有关,更是乾嘉之际诗风异动的结果。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鬼行贱业”的救赎与转型：新旧之交下的梅兰芳游美记

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传统艺术走上了与西方艺术不同的现代性建构道路。通过对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前筹备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到京剧现代转型的机制、特点与得失。从以齐如山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对梅兰芳与京剧的改造中可见,近代中国传统艺术探索出了一条以新知识分子为参与主体,以“中西结合、古今共用”的艺术理论为革新理念,以推动艺术成为跨越阶级和国家的大众时尚为革新目的,以“救亡图存、发扬国光”为最高理想的转型道路,由此在“为艺术而艺术”与“为社会而艺术”之间找到了现实平衡,成为了兼具国际性与民族性的大众时尚。因此,梳理和分析近代京剧的改革史可以为当下探寻“文化自觉”的方向提供指引。     

袁枚的王学批判述论

受时风影响,加之个人好恶情感的注入,袁枚对王学的态度呈多样性形态。既对王阳明的"良知"主张作了否定,又并非一味指责;既认为王学空讲心性而没有实际效用,又认同王阳明的诗学见解;对王学后传之一的泰州学派成员则多所攻讦,言词激切。     

论20世纪40年代梅娘的小说创作

作为东北沦陷区女作家,梅娘的创作独具风格。20世纪40年代她的作品对传统女性观表现出微妙的赞许;她女性主义思想源于其颇富传奇色彩的父亲及家庭教育,不足与尴尬处则补以女性关怀意识;作为东北沦陷区的作家,注定她写作中“侨民”意识及“超然”的风格形成。总之,“南玲北梅”———现代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的梅娘在她如彗星般的创作生涯里,以其不同寻常别具风格的作品赢得当时读者的欢迎。     

不堪此夕又黄昏——袁氏三姐妹及其诗作

从对袁氏三姐妹不同生活遭遇的考察中发掘出各自的诗作特质 ,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归结出她们作为性灵派女性成员所具有的人文特色。     

袁枚对汉学的批评

汉学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显学，袁枚批评汉学具有反潮流的意义，其批评汉学是从推崇“文章”的角度出发的，主要表现在质疑“六经”、揭露汉学之弊、指斥汉儒乃“小人之儒”等方面。     

从女性符号到真实女人——情欲视角下明清著名长篇小说的女性形象

在明清著名长篇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描述可分四个阶段：《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女人只是符号或工具,属于无情无欲的阶段;《金瓶梅》张扬妇女的性欲,归于沉湎于情欲的阶段;《儒林外史》关注于女子的精神追求,属于超越情欲的阶段;《红楼梦》的女性尤其是少女是真善美的化身,达到至情至性、情欲净化的阶段。这表现出明清女性形象发展成熟的过程。     

<金瓶梅词话>中的语气短语词

《金瓶梅词话》中,语气短语词主要有“是的、不是、不成、就是了、便了、罢了、也罢、着哩”等,通过对这些语气短语词使用情况的考察分析,发现它们所表示的主要语气意义基本上沿用至今,有的则保留着早期特有的一些语气表义现象。     

神力·神职·神祇?--汉代“高禖”图像考辨

“高禖”崇拜可以追溯到商代,他是中国历代官民共祭的重要神祇。“高禖”在商周时期是一种掌管生育的“自然神力”,在汉代演变为掌管生育的“神职”,任职者曾为女娲、西王母或伏羲。东汉时期,随着“高禖”的男性化进程,“高禖”逐渐脱离与其他神祇的关联,成为民众所认可的独立的神祇。汉代“高禖”图式是“高禖”神祇身份在汉代确立的依据,并以图像的方式反映了洪水过后存世的人类始祖在“高禖”指引下结合繁衍人类的原始神话,表达了民众求子祈福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