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上的“圣人”概念

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对圣人概念作一观念史考察,颇有意义。上古时代圣人概念的原本意思是指聪明睿智之人,然在春秋战国时代,圣人概念具有了双重涵义：既指道德上的完美人格,又指政治上的杰出人物。战国以降,孔子被圣人化,并表现出圣人神圣化之趋向。及至宋明时代,在“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口号的广泛影响下,圣人之学及圣人之道成了儒家文化的象征,儒学也就成了成圣之学。及至阳明心学的时代,满街都是圣人的观点导致了圣人的彻底内在化,圣人成了人心良知的象征符号而不再神秘,并开始走向世俗化。在这一思想演变的历程中,儒家圣人观所蕴含的“超凡入圣”如何可能之问题亦值得省思。     

经今古文之争与国难之际儒学走向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章太炎、廖平二人分别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儒学观念。20世纪3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往复论辩,澄清儒家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流变成为其中要旨。章太炎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廖平门生则重构今文学义理,以秦汉新儒学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时期廖平门生与章黄学派转化传统学术的不同旨趣,当可揭示国难之际儒学的多元走向。     

孟子的人才标准及其对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的启示

孟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对后代影响深远。他也是一位极为重视人才的思想家。孟子独特的人才衡量标准对现代人力资源开发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主要体现在现代社会中人力资源开发要树立德才兼备的人才观念、提升组织内民主水平和重视员工在一线工作环境的磨炼三方面。现代人力资源开发对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借鉴和吸收,能有效促进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力资源开发体系。     

《孟子》杜百胜译本研究

在现有的54种《孟子》英译本中,杜百胜译本是唯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性著作选集,杜百胜译本在凸显思想主题的编排方式上、在修辞和雄辩的文风传达上以及核心术语的处理上都有独到之处.在国内外的评论中,要克服一种职业批评的垄断倾向,更要防范“变译”的误读.     

孟子民本思想及其与当代民主思想之比较

孟子的民本思想突出了政治实践中民心向背的作用,是其仁政学说的核心内容。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虽然都强调人民的重要性,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君主本位的,认为封建君主只有以民为本,重视人民的作用才能保住天下,这与当代民主倡导的人人权利、地位平等、主权在民等思想是存在差异的。     

先秦儒家天论思想的兴起、内容与理论功能

周王权衰弱之后,民间疑天、怨天、问天思潮相继发生,儒家论天思潮由此兴起.孟子对"天"进行了形而上的改造,贯通"天"与"人性",提出了"天爵"理念,认为"天"赋予人"仁义忠信"四爵,从而论证了"天"作为"至善"的道德本体意义;荀子指出"天"生养万物的自然功能,认为"天行有常",并不干预主宰人事,但天赋人喜怒爱恶的本性,需要礼仪制度、伦理教化来规范人事。     

汉代《诗》学渊源新论——孟子与汉代《诗》学渊源的地域性考察

汉代《诗》学渊源问题是聚讼千载的公案,素来学界多将之归于荀子,而于孟子的传《诗》之功却鲜有置喙。但是结合最新考古成果、从文化地理角度对影响先秦两汉时期《诗》学发展的地域文化因素详加梳理却会发现：先秦时期至汉代初年,孟子的活动场所与影响所及,主要集中在齐鲁和南楚地区,而这两大区域恰恰是春秋以来《诗》的主要传播地与保存地,共同的地域文化倾向与共同的传承者,不仅为两者在秦汉年间的汇流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汉代《诗》学中呈现出的诸多宗孟面貌提供了合理解释。换而言之,从地域文化角度来看,汉代《诗》学导源于孟子的倾向明显。     

从孟、告之辨看孟子的“不动心”——兼论孟子的“心”、“气”、“言”之逻辑关系

孟子所说的心是指人生来就有的、与非人相区别的、以＂不忍人之心＂为核心、沿着＂四端＂向＂四德＂不断充扩的向善之心。孟子的不动心是指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的向度不可动摇。此心虽然生而具有,但并非圆满自足,须通过意识自由和行为自觉缓慢培养,令其渐次成长,连续不断,由小到大,以止于至善。心之所向叫志,坚持此志不变,叫＂持志＂,＂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二者互为制约,须＂持其志,勿暴其气＂,所以孟子主张养气。告子的不动心是指接受了某种外在律令,将心托付于此,从而信念坚定,不再改变。这种外在律令缺少人性基础,往往以＂言＂的形式出现,是非曲直难辨,所以孟子提倡知言。知言以持志为依据,养气以至善为目标,持志为心之所向,至善为心之所成,如此,则心、言、气之关系明矣。     

对抗与合作：孟子对君臣关系的新建构

孟子对君臣关系的新建构,一方面经由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雠的论述,凸显了对抗的一面,土芥—寇雠之论又最让统治者胆战心惊;另一方面通过师、友、事的评析,显示了合作的一面,师友之论又最让士阶层心往神驰。既对抗又合作的复杂关联,现实地展开于士阶层参与政治的具体实践之中。孟子器重师道,强调智识分子以道尊于势的理想来应对势强于道的现实,从外王转向了内圣。这实质上是孟子的义仕派立场以及王道政治学遭遇现实困顿之后的必然转向。     

以天人关系看孟子“仁政”的乌托邦

不同于孔子,“仁”在孟子学说中被降格。“仁”乃人心,由“心”推出“性”,由“性”乃事天,这是孟子的天人关系。孟子又以人性为出发点,认为“仁政”实乃“心政”。由于孟子对于天人关系次序的理解失当,即便是主张土地、税法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加上与当时的现实相距太远,孟子的“仁政”也只能是他心中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