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镜论》研究概述

公元 7世纪印度古代文学理论家檀丁所撰诗学理论著作《诗镜论》译为藏文以后 ,藏族学者争相传习 ,蔚成风气。它和藏文古体诗的创作相结合 ,经过漫长的发展道路 ,已经成为藏族文学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传入蒙古地区以后对蒙古族古代文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蒙古族喇嘛学者用藏文撰写诗镜论注释和诗例 ,极大地促进了它的传播并扩大了其对蒙古文学的影响。这些注释著作作为蒙古族古代书面文论文献的最初篇章在蒙古文论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厚乐薄诗：柏拉图“反艺术说”辨正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诗歌与音乐的艺术地位是不相同的。他的批判集中在诗歌,对于音乐却持欢迎的态度;他不可能提出“把音乐驱逐出理想国”的口号。本文认为这种“厚乐薄诗”的差异是对古希腊诗歌与音乐的特点直接关怀的产物,并具体从柏拉图关于诗歌与音乐的创作来源、社会功用(主要关涉到他的政治观念、文化理想)两个并非独立自足的层面来透视产生差异的复杂原因,试图对学人所谓柏拉图“反艺术说”有所辨正。     

论清代诗歌解释学的成就和歧误

明末清初钱谦益完成《钱注杜诗》一书,在整个清代掀起了注杜诗的高潮,并以其数量上的优势和较强的学术性取得了很大成就。不仅如此,由于《钱注杜诗》所确立的诗史互证方法的深入人心以及清人“诗史”意识的过分强烈,致使清代学者在古典诗歌笺释方法上陷入一种误区。本文就清代诗歌解释学的成就与歧误问题试做探讨,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诗界革命:词体的"缺席"

“诗界革命”是19世纪末为了革新诗歌而提出的重要口号,吸引诗坛不少人参与其中。但是,“诗界革命”的参与者们所创作的词,却很少受到这一口号的影响,他们似乎也并没有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词,因而使得当时已经成为抒情诗一种的词,没有像一直以来的趋势那样,力图与诗歌同步发展,而是有所疏离,甚至“缺席”。这一现象表明,即使表现全新的内容,词仍然大多沿用传统的语言要素,而这些要素,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已经具有一定的惯性,构成了特定的语码。由此看来,即使在词的诗化已经日渐成为趋势时,词坛上坚持诗词之别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词在总体诗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     

非豪非婉别立一宗——南宋清雅词派刍议

文章通过对"清雅"一词溯源辨流,认为南宋词坛以姜夔为首的词人创作群体致力于追求一种与世俗社会迥然不同的高雅的审美趣向,与前代诗人追求清雅的艺术精神及佛教徒崇尚清雅的思想颇有暗合之处。此外,历代词论家也多以"清"、"雅"二字来评价姜派词人的词风。文章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将之命名为清雅词派。对于清雅词派的发展流变、成员构成、审美趣向、词学发展史的定位,文章做了初步的探索。     

妙理成趣的苏轼山水诗

有意识熔山水风光和人生哲理于一炉,炼就一篇篇短小精粹,脍炙人口的山水哲理诗,这可以说既始于宋也成熟于宋,而苏轼又堪称这个领域的佼佼者。社会及个人因素决定其山水诗独具奇趣妙理,而这些富含理趣的山水诗并没有违背诗歌的本质特征,因而在诗坛上经久不衰。     

隔江人在雨声中——方秀洁的吴文英词研究

海外学者方秀洁的《吴文英与南宋词艺术》一书是吴文英词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一部充分显示作者词学研究水平的力作。在此研究中方秀洁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在对吴文英词"质实"特征的研讨中,作者运用西方语言风格学的理论,从语汇、语法、修辞、用典、结构等方面加以深细的剖析,不但对吴词"质实"风格之体认从含糊不清的感悟落到了具体而微的实处,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整个吴文英词的研究,同时也对大陆学者的词学研究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当代诗歌发展进程论略

中国当代诗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949年到1976年的集体化写作阶段,1976年到1989年的群体化写作阶段,1989年至今的个体化写作阶段。每一阶段的诗歌写作在题材、主题和表达形态等方面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当代诗歌的发展进程表明,诗歌写作不仅可以见证时代的精神状况,而且可以有效地参与时代的精神建构,其历史演变既受制于具体的文化语境,同时也是社会意识形态与诗歌话语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国常德诗墙的文化层次

中国常德诗墙以“时空交汇、纵横结合”的构想 ,寻求内容和形式的完美和谐 ,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她以自己清新的面目实现了情景合一的美学追求 ,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实践理念 ,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     

皮日休及第前后思想和创作特色及原因

皮日休的创作以咸通八年进士及第为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前期行卷之作《皮子文薮》较多刺世讽时;及第后吴中唱和之作《松陵集》多表现个人生活。艺术表现的不同目的与需要、诗人思想性格的转变、社会生活环境的变更与传统的汇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人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