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诗经学中的两大特点与剖析

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诗经》在西方的流传一直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汉学家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诗经》的多视角研究建立起两种文学通过理论的移植而形成的比较关系,这是西方诗经学上的一大重要特色,而对《诗经》阐释史的深入探讨又是其一大焦点,对这两方面的系列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考察其得失,借鉴其成果,有助于我们在既有对话的基础上延续中西之间的有效对话,从而促进中国诗学体系的现代化转型。     

新诗批评园地中的奇葩——论苏雪林的新诗批评

阐述了苏雪林的新诗批评在其研究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并对其新诗批评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同时指出了其存在的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试论陈子昂的诗论、诗作及其历史地位

针对南朝绮丽柔靡的诗风,陈子昂鲜明地提出了以兴寄、风骨为中心的文学革新理论,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这种新的理论,对盛唐诗歌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重点分析了陈子昂诗歌理论、创作实践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     

自然——贯穿《二十四诗品》的美学精神

"自然"是中国人的长远追求,浸透于其人生、思想、美学和文学艺术等等方面。"自然"也是贯穿《二十四诗品》的一种美学精神,《二十四诗品》的尚"自然"有其特色和贡献。本文主要通过简析其中的《自然》《疏野》《实境》三品,对《二十四诗品》崇尚"自然"的基本情况、特色和贡献做简要的揭示和讨论。     

唐诗中的冀东地理意象考释

＂卢龙＂、＂榆关＂等冀东地名在唐诗中频繁出现,并成为边塞、边地的象征,或与衡阳、潇湘等南方地名并称,作为北方极其僻远之地的代表,构成古典诗文中极具典型意义的地理意象群。对相关地名的实际地理位置进行辨析,揭示冀东地理意象群在唐诗中的典型意义,并对此意象群在唐诗中形成的原因、在后世诗文中的应用等相关问题作出分析,对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丰富意涵以及进行区域人文地理研究、旅游文化资源的整理具有多重价值。     

意境诗的形成、演变和解体——兼论新诗不是意境诗

意境美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意境的原初义是生于象外的"真意之境",其中包含着宇宙和人生的先验的真谛;它滥觞于魏晋时代的言、象、意之辨,并接受了佛禅之境的影响。意境的引申义是"情景交融之境",其极致是"妙合无垠"。意境的引申义逐渐压倒了原初义而广为流行,这种演变反映了古代诗歌创作面貌的变化。"真意之境"多见于唐诗,尤以孟浩然、王维等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最为突出。"情景交融之境"多见于宋词,豪放派的苏轼和婉约派的李清照等皆有典范之作。元明散曲开始放松对意境的追求,转而注重俚俗化的明快和风趣。清末梁启超、王国维的意境说标志着古典意境说的终结。梁启超提倡的"新意境"主要是指西方传入的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远离了意境的原初义和引申义。王国维在承先启后的意境说的系统建构中也显出难以避免的尴尬。新诗诞生初期以直抒胸臆方式表达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宣告意境诗的解体。新诗的基本发展趋势是现代意象诗的建构。现代意象诗以突出诗人的自我意识为核心,在总体上与古典意境诗大异其趣。但意境美仍应加以继承,作为现代诗美的构成因素之一。     

初论汉代诗歌的忧生之叹

汉代诗歌中忧世之嗟较少,忧生之叹较多。汉代诗歌的忧生之叹,既表现为对有限的生命长度之焦虑,又表现为生命困顿之忧。忧生之叹诗歌的特点,亦能反映出汉代诗歌的大体特征：生命主题作品集中而频繁,体现出发愤而作、宣泄悲愁的创作方向,直面生死,毫不讳言,具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特征,既指向于个体人生,又高度概括了无数人千古共有之情。     

论宋代歌妓词的创作特色

宋代歌妓不仅以演唱的方式作为宋词主要的传播者,对宋词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也直接地进行词的创作。虽然宋代歌妓词人的作品数量有限,文学成就不高,但却展示了宋代歌妓的精神世界,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宋代的社会文化。从宋代乐妓制度入手,可以分析出宋代歌妓词的创作特点。     

日本的中国词学研究及新进展

中国的词,早在唐代就传到了日本。弘仁十四年（823）,日本嵯峨天皇、有智子内亲王和滋野贞主就有模仿追和之作。但日本关于中国词的研究,起步较晚。明治时期的森川竹蹊,是日本较早研究词学的专家。森川竹磺编著的《鸥梦吟社丛书》收录有中国词话著作七种,并予标点注释,这比唐圭璋先生编的《词话丛编》要早出版二十多年,比1921年况周颐和王文濡编印的《词话丛抄》也要早十来年。日本的词学研究,跟研究小说和诗歌的学者相比,人数较少,知道词的人也不多。近十五年来,研究词的学者逐渐增多,论著也增加了不少。村上哲见先生的《宋词研究——南宋篇》最具代表性。     

冯梦龙性别观念考察

冯梦龙对主流性别规范所做的种种调和与修补,貌似反抗,实为妥协。他对情的倡扬,是以主流性别规范为养料的恶之花,是注入了传统性别观念之蘖的鸩酒。他对主流性别规范的再思考,再次证明了主流性别规范力量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