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宴饮诗的儒学文化意义

《诗经》的宴饮诗反映出仁爱精神与道德理性在周代文明中成长了起来,它塑造了情感兴发的诗教传统以及即生活即宗教的儒家人本精神。在《诗经》的宴饮活动中,重在情感抒发的“乐”与重视人伦秩序的“礼”统一成为儒学的文化特质。《诗经》中情感兴发为开端的诗教精神与《易传》中忧患敬畏为开端的教化思路,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教化传统。《诗经》的礼乐精神,经过情感本体论的现代诠释,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美学之维。     

文学文体学视阈中的《别离辞·节哀》

玄学派领袖约翰.邓恩的诗歌多用"巧智"引起读者的玄思。其爱情诗智力与情感同构,对后世的影响跨越了时空界限。《别离辞.节哀》是邓恩早期著名的作品,也是英国玄学派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从文体学的角度对该诗加以分析,即从字位、音位、词汇、句法以及通篇所使用的修辞等五个层面剖析全诗,旨在为该诗的理解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在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文学史上,南宋诗人对于唐人唐诗的尊崇,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首先表现在由"千家注杜"而"以杜甫为师",并注重对"诗史"的尊仰,其次是于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对唐代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种种形式的总结。而大量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对"次韵诗"创作的热情不减,则是南宋诗人表现在宗唐艺术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论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

王重阳、马钰等皆为读书种子,以诗词修真传教自证度人,游艺不害修道,这是接受柳词的前提.得道后的王重阳对柳词的接受方式,是通过柳词的"象喻性"以隐喻方式言说修"真"悟"道"的体验.其接受的内在契合根据,则在于全真之"心游不离身游"的"游"观,这就使得感性的现象界最终又归宿于内在的体验和开悟,于是"道成肉身"的宗教体验也就有可能契合于审美体验的"主客泯灭"、"物我两忘"."全真乐道"的优游之乐虽不离弃感性之"身",但却是以否定世俗情感价值和世俗之乐为前提,这样,王重阳等对柳词的接受内核实际内在着一种"否定论美学"的指向.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具有揭示金词词史格位的意义.     

隐逸:仕途憧憬的逆向缓冲--唐末诗人的隐居与诗歌创作

隐逸是唐末诗人的生存状态之一 ,由于时代不同 ,他们的隐逸方式也各具特色 ,在隐逸中表现了不同的思想感情。隐逸对唐末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使他们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浅论入曹后"七子"的创作心态--谈影视与文学的"联姻"

纵观"七子"的作品,可以发现"七子"在归顺曹操后,既有热情洋溢的颂赞之作,同时"七子"也有反映郁闷心情的作品.对曹操的颂赞也是"七子"喜悦心情的自然流露;而郁闷心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所引起.本文主要就这两个方面略陈己见.     

明代诗学论"清"

明代的主流诗学重雄浑而轻清逸 ,重李杜一脉而轻王孟统绪 ,故胡应麟论“清” ,兼容雄浑与清逸两种风格 ,注意区分“格清”与“才清” ,显示出主流诗学试图吸纳非主流诗学的趋势。将“诗为清扬”作为重大的诗学主张提出并认真加以阐述的则是竟陵派的钟惺。从理论设计看 ,竟陵派所界定的“清” ,排斥俚俗和雄浑壮阔的风格 ,既是为了规范公安派的“性灵” ,又是为了改变七子派忽视情趣的失误     

一部稀见的抄本－《全宋诗话》

清代是诗话繁荣的时期,珍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全宋诗话>因世所仅见而无人研究.文章对这一抄本著作的编者、成书经过、各卷的内容和体例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与<宋诗纪事>一书比较了异同,进而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是书的特点,从而说明向世人揭示是书的必要.     

诗伯文宗 泽被久远：－论沈约在齐梁诗坛的地位及其影响

沈约是南朝齐梁时的重要诗人 ,是当时的“一代辞宗”。他不仅诗歌创作颇有成绩 ,而且他毫无文人相轻的陋习 ,不崇己抑人 ,笃于揄扬后进 ,齐梁间很多诗人或多或少受过他的褒奖。齐梁文坛上 ,沈约提携了大量的文坛同辈或后进 ,对齐梁诗歌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沈约影响了一大批当时或后代的诗人。     

略论明清吴江沈氏世家之女作家

明清时期的江苏吴江沈氏世家,在晚明至清初这百余年间,先后有女作家二十余人.这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在这二十几位女作家中,既有诗人、词人,也有散曲家、戏剧家,其人其作,表表一时.研究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的发展史,对沈氏世家之女作家理应有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