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宴饮诗的儒学文化意义

《诗经》的宴饮诗反映出仁爱精神与道德理性在周代文明中成长了起来,它塑造了情感兴发的诗教传统以及即生活即宗教的儒家人本精神。在《诗经》的宴饮活动中,重在情感抒发的“乐”与重视人伦秩序的“礼”统一成为儒学的文化特质。《诗经》中情感兴发为开端的诗教精神与《易传》中忧患敬畏为开端的教化思路,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教化传统。《诗经》的礼乐精神,经过情感本体论的现代诠释,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美学之维。     

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

淮海词人群是一支在咸丰、同治年间活跃于扬州地区的词人群体。它的主体成员由仕宦、流寓、本籍三部分组成,以蒋春霖、杜文澜、丁至和为其代表,他们在扬州地区结词社,组织诗词唱和,编印同仁词选或词集,创作上注重词律的研讨,内容上以凄怨幽咽为美。     

边缘抒情：论唐代女性诗歌的“复调性”

借用“复调性”作为切入点,对被历史边缘化的唐代女性诗歌进行重新开掘与整合,着重探讨其在思想内容与表情方式上的两个分离点:首先,女性作品对于男性权力文化的依附与背离构成了唐代女性诗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其次,女诗人的自我独白与企求沟通以实现多层次的思想对话,又成为女性两种不同的言情策略和立身姿态。     

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在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文学史上,南宋诗人对于唐人唐诗的尊崇,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首先表现在由"千家注杜"而"以杜甫为师",并注重对"诗史"的尊仰,其次是于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对唐代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种种形式的总结。而大量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对"次韵诗"创作的热情不减,则是南宋诗人表现在宗唐艺术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论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

王重阳、马钰等皆为读书种子,以诗词修真传教自证度人,游艺不害修道,这是接受柳词的前提.得道后的王重阳对柳词的接受方式,是通过柳词的"象喻性"以隐喻方式言说修"真"悟"道"的体验.其接受的内在契合根据,则在于全真之"心游不离身游"的"游"观,这就使得感性的现象界最终又归宿于内在的体验和开悟,于是"道成肉身"的宗教体验也就有可能契合于审美体验的"主客泯灭"、"物我两忘"."全真乐道"的优游之乐虽不离弃感性之"身",但却是以否定世俗情感价值和世俗之乐为前提,这样,王重阳等对柳词的接受内核实际内在着一种"否定论美学"的指向.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具有揭示金词词史格位的意义.     

文学文体学视阈中的《别离辞·节哀》

玄学派领袖约翰.邓恩的诗歌多用"巧智"引起读者的玄思。其爱情诗智力与情感同构,对后世的影响跨越了时空界限。《别离辞.节哀》是邓恩早期著名的作品,也是英国玄学派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从文体学的角度对该诗加以分析,即从字位、音位、词汇、句法以及通篇所使用的修辞等五个层面剖析全诗,旨在为该诗的理解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萨都剌诗歌辨伪管窥

萨都剌是元诗研究的热点,也是难点。难点之一即在萨都剌名下的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作者互见诗。不把这些诗歌的真正作者考述清楚,萨都剌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就都会受影响。本文以萨都剌名下互见咏物诗《鹤骨笛》的作者考述为例,对萨都剌互见诗情况之复杂、及其考定这些作者互见诗对萨都剌乃至元诗研究所具有的作用及其意义作一个管窥。     

从《千载佳句》看遣唐新罗人文学

《千载佳句》是迄今所见的最早的唐诗名句选。由于复杂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因,它收入了很多新罗遣唐诗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可分为山水诗、送别诗、旅愁诗等,对本国或其他国家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宋元之际诗学理论的不同探索——周弼、范晞文、方回诗学个案分析

周弼<三体唐诗>、范文<对床夜语>、方回<瀛奎律髓>是宋末、元初三部重要的诗学理论著作.三者都是就近体诗或着重就近体诗而言的;三部书都以"情景论"为其重要理论基础.但在诗学旨趣、理论核心、宗法对象、排击对象上又有差异.同反江西诗派,周弼看重许浑,范文高标杜甫;都宗杜诗,但范文推崇杜夔州前声色流动之作,方回则青睐夔州后瘦硬松劲之诗.     

“误置”的两宋诗人——《全宋诗》重列作者考辨

《全宋诗》著录作者九千余人,然因书成众手,于作者列目有“误置”的情况。通过以《全宋诗》本证《全宋诗》,辅以相关文献的比勘,可总结出其中有误引原始文献、一人误分为二人、本无此人而误列、诗作归属可考而标为无名氏等类型。从引证文献角度,可分5类23则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