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叙事与传统建构——以即墨“田横祭海节”为例

民俗学力从民俗传承主体的个人叙事和生活史中去发现民俗传承和发展的机制。田横祭海节上民俗传承主体讲述的关于修建土地庙、龙王庙、天后庙、文君庙等庙宇的个人叙事中,体现了传统被建构的过程和机制。个人叙事与传统建构的关系就是：传统是一个过程,个人叙事在传统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建、发扬、新建并不断强化的作用。     

“隃麋”考——陕西省千阳县历史地名及相关问题研究

相关历史文献、金石文字以及出土实物证明,“隃麋”是今陕西省千阳县在两汉时期的正确县名写法,《后汉书》等写作“渝麋”或“隃糜”均为传写之误。隃麋墨,产地为隃麋、材质为松烟、形制为丸状或锭状。关于隃麋墨的记载,最早出自东汉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而不是最常被引用的东汉应劭《汉官仪》。     

乾县方言本字考两则

考证方言本字就是利用语料来恢复词语和字形的对应关系,找回本字;乾县方言火通、横两个字在古今演变时分别由于阴化、文白叠置而与词语失去联系;理清历史音变,找到方言旁证,结合文献证明就可以分别找到方言本字。     

唐代文殊信仰兴盛的政治背景

文殊信仰在唐代达到顶峰与王权推动有直接关系。从政治角度入手探析其在唐代兴盛的原因。首先,唐初开放性的宗教政策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为其兴盛奠定先机;其次,皇室对文殊道场的推崇在全国范围内强化了文殊信仰的传播和深入;再次,武则天的支持使文殊信仰盛行全国;最后,具护国护王性质的密教文殊信仰顺应"安史之乱"之后的政治需求,获得代宗朝的全力支持而达到信仰顶峰。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解读《毛诗序》

对历史上有关<毛诗序>的观点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毛诗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强分出大小.各首诗前面的阐释文字,既可以整体指称<毛诗序>,也可以单独指称每篇诗的序;<毛诗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于众手,而以孔子、子夏传授为主流,同时兼收后学观点的集体性著作;<毛诗序>的产生与先秦赋诗言志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它由孔子加以搜集整理并传授给弟子,而且一直在儒家学派中流传,并进而成为<诗>的正式内容,被后人视为与诗句同样重要的经典.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的研究方法与原则问题

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的归组可使用"系联法"与"参照法"相结合以归纳同义词的方法;在进行研究时应研究并展示归纳出来的全部同义词组,举出例证,在此基础上描述专书同义词的使用情况并揭示其类型、特点及规律;研究古汉语专书同义词只能尽量做到"穷尽",而无法真正做到"穷尽";在归纳同义词时应遵循从宽的原则,这样才不会将有价值的东西遗漏掉。     

吴宓艺术美学思想新论

学界长期有一种观念认为吴宓的艺术思想是芜杂且悖论丛生。本文从吴宓非系统性的论述中归纳出了他的思想路径,看其如何架起了中西古今文化的桥梁。他在诸多文章中所介绍的西方古典主义美学思想只是他思考的起点,即艺术门类之间存在性质区隔。他的思想成果真正体现于他结合中国文化思想所创造的"三境"和"音律"两个概念。与传统保守的古典主义不同,其艺术美学的思想核心是坚守人文主义的价值观。     

《密洛陀》:一个民族古老之歌

中国瑶族布努支系主要聚居于广西的都安、大化及巴马三个县份境内 ,依山而存 ,文化独特 ,其创世古歌《密洛陀》是此支系独特文化的载体 :有对女神崇拜、图腾信仰、宇宙万物观、众多的大神、工神、民族的迁徙等等 ,构成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长河 ,是一支悠长的、古老的歌 ,从中可窥视布努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