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北方理学流衍与士人遭际——以许衡、刘因比较研究为代表

并称为元初北方两大儒的许衡和刘因,面对开始在北方中原地区广泛传播的程朱理学,都以开放的姿态予以接受,但具体方式有别,正典型表现了理学北传过程中北方士人对新的学术思想采取的两种不同态度.同时,许衡、刘因二人在出处辞受之际的经历,与大蒙古国及元初政治形势紧密相关,代表了元初北方士人升降浮沉的命运.     

米蔡书法差异论

米芾、蔡襄以其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雄踞宋代书坛。蔡书冲和,米书豪爽,奇崛多姿,丰神各异。同是宋四家,九百年的今天,米书热潮不减,蔡书门前冷落。当我们回首重新审视他们的书法时,不难发现:艺术不是沿袭,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在于不断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双重效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全面发展也会产生消极的负面效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引下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浅谈周密笔记中的“变怪谶应之谈”

宋代“多变怪谶应之谈”(鲁迅先生语)。堪称宋代笔记“巨擘”的周密笔记中有一部分记写鬼神怪异、巫卜谶应的篇目,主要集中在《齐东野语》、《癸辛杂识》这两部笔记著作中,大约有七八十条。《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是以记南宋史实和人物轶事、琐闻等为主的史料笔记,其中出现如此数量的鬼怪谶应之作,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周密所处时代(即南宋后期)的社会风尚和社会思潮;从这些奇谲诡怪、荒诞不经的篇目中亦能感受到那个特定时代士人的生活状态、心理趋向及其文化心态,即对仕途的汲汲追求以及在社会的巨变下惶惑不安而无所适从的心态。     

南岳景区文学书写及旅游开发

在文学视角中,南岳景区旅游资源涵括了景观文化、寿文化、宗教文化、抗战文化、民俗文化等;拟从三个方面进行旅游开发,如利用彩绘、糖画等不同介质宣传吸引现代旅客眼球,结合周边旅游景点联动发展,以皮影戏、剪纸艺术、说书、印章等民俗文化为基础发展文化旅游,利用文化名片建设示范性的人文景点。相信此类旅游推广会极大地促进南岳旅游业绩之提升。     

情理兼到，情智双修——论吴宓的诗歌精神观

吴宓提出了情理兼到、情智双修的诗歌精神观。他的思想资源来自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和中国传统的诗学经验。吴宓诗歌精神观潜藏的人性因素是他和新诗派在诗歌精神上的分歧所在,前者偏重道德约束,后者偏重欲望驱动。其实,诗歌本身就是人的体验,是人性通向美的过程的体现,是超越和弥合情与理的。     

《橘颂》的作时与象征意义

多数学者认为《橘颂》是屈原早年作品,以橘自喻。有关材料显示,《橘颂》作于楚怀王三十年,以橘比喻、象征太子横。     

过去的整体化：“文化”的兴起与《国故论衡》

《国故论衡》是章太炎在东京国学讲学会若干讲义的结集。《国粹学报》与《民报》所提供的舆论空间促使他走向中心,成为一位学术上的公共人物,也是在这一时期章太炎开始较多地谈论自己的治学心得。《国故论衡》中的很多问题都成为新文化运动一代学人的“国学常识”和他们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的起点。     

论“苏黄米蔡”的形成——蔡襄、蔡京之争的关捩

“苏黄米蔡”之“蔡”究属蔡襄还是蔡京,解决这一问题的关捩是还原“宋四家”的形成过程。南宋时期形成了“苏黄米”并举、“米蔡”对举以及推尊蔡襄的批评传统,这是元人提出“宋四家”说的基础。“宋四家”排列次序在元代并不固定,明代始确定为“苏黄米蔡”并引出争议。有宋一代,蔡京从未进入过“宋四家”,也不存在所谓以“襄”代“京”的事实。     

周密的家世与交游对其笔记撰述之影响

周密是宋末元初的笔记撰述大家,他的笔记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各层面的生活,有着重要的文学、历史价值。周密的家学传统影响着其笔记撰述的原则和理念,父祖辈岁编日记的“家乘”、“日录”,为周密本人的笔记撰述提供了资料来源与撰述典范。而周密丰富的阅历和广泛的交游,对其笔记撰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识养成和资料积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