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滇黔交界区域苗、彝、回族际通婚现状调查研究

历史上川滇黔交界区域苗、彝、回、汉等民族之间不通婚的情况在方志中有所记载，现当代的一些调查资料也反映出这一事实。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族际交往日益频繁，当地各民族之间逐渐开始通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族际通婚现象日益普遍，数量比例呈增长趋势，通婚半径也不断扩大。当地苗族、彝族、回族的族际通婚对象以汉族为主，且存在着民族、地区、性别等差异。从“族内婚”到大规模的“族际婚”，民族政策、外部环境、文化趋同等客观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民族心理这一主观因素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记忆与社会实践——以湘西腊尔山高地苗族社会与国家机构的文化互动为例

民间传说由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描述涉及国家、民族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地方风物或习俗。苗族东部方言社区里流传的“九月初九”节日传说文本呈现族群想象与“帝国”之间的联系,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节日仪式的“杀鸭子”操演中传送和保持。因此,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民众所言说的“北京正王”和社群的关系也与传说如出一辙。尽管社会成员具有一个共同记忆,但是现在的体验使政府机构表征的国家与由历史记忆产生的想象的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地方社会基于对过去形象的记忆与地方政府通过民族文化事项互动,实现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     

从昭通到石门坎——柏格理传教重心转移原因评析

昭通和石门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在中国西南先后的两个主要活动地区.以1905年为界,该会的传教重心既在两地之间发生了转移,也在汉苗两族间发生了转移.而由柏格理主持的这次转移既为教会传教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同时,其意义也超出了宗教的范畴,带有对西南苗族文化启蒙的色彩.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客观的探讨和梳理,无疑对于我国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照作用.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贵州苗族迁徙史之特点及其意义

苗族在不同时期、不同方向入住贵州,给贵州输入了新的民族成分,为贵州增添了规模庞大的劳动生力军,为贵州山区的开发、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而广泛的历史性贡献。苗族迁入贵州,有其独自的特点和意义。     

危机、忧患、教化——民国时期政府处理石门坎问题的模式探讨

20世纪30-40年代,英国传教士白格里等在贵州制造的石门坎文化圈现象及其由此引发的老苗文广为流传状况引起了国民政府及其学界有识之士的深刻忧患。为了消除其影响,稳固后方统治,发动边民＂抗建＂,国民政府从文字入手,以＂教化＂为重,断断续续地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尽管这些举措没有取得其他明显的成效,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苗文的研制工作和国语在民族地区的普及与传播。     

苗族和苗族地区文化发展的三个“特殊问题”分析

苗族和苗族地区文化发展存在三个＂特殊问题＂：一是主流话语关于＂基本文化权益＂的内容赋予未能充分考虑苗族和苗族地区的实际需求;二是政策体系、职能机构的设置以及权力运作的机制,同苗族文化发展的目标不形成对应支持;三是苗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在实际操作中的权利分配存在＂客大欺主＂的现象。这些问题的成因并不复杂,但若未能引起关注和及时解决,可能产生很不好的后果。针对问题提出三条对策建议。     

浅议苗族的生产文化

苗族是中华民族中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非常丰富,物质文化中生产文化的历史也最悠久,其中以屈家岭文化最具代表性。苗族历史上曾有过五次大迁徙,每次迁徙到一个新区域,都艰苦奋斗,勤劳耕作,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为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论苗族在振兴中华中的作用

从研究苗族的中华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国内外研究苗族与中华认同、国家认同的基本情况和苗族与中华认同、国家认同的依据三个方面阐述了苗族在振兴中华过程中的作用。     

苗族旅游村寨村落文化景观变迁研究——以贝江景区的沟滩屯为例

桂北民族村寨的文化景观依托桂林的旅游发展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在改善当地生活的同时,其文化景观也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本文以广西融水贝江景区的勾滩屯作为个案分析,从居民感知视觉的角度,综合运用定量的因子分析方法和定性的田野观察法,对融水沟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的动态特点进行了分析,以期发现研究地文化景观变迁的规律,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保护、开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