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文心雕龙》“觇文见心”说

《文心雕龙·知音》篇提出“觇文见心”说法,溯源“知音”原典意蕴,可知刘勰旨在论述品文鉴人的难度及途径。通过考察文情而知其人其心,从而求得情志的帖然相契,便可谓知音。尽管达到这种状况殊为不易,但刘勰仍然提供了“觇文见心”的若干原则及操作方法,即俗鉴与妙鉴。两者有难易和高下之分,妙鉴是“觇文见心”的最高层次。     

《文心雕龙》:中国第一部写作心理学论著

<文心雕龙>的书名,清楚地表明了全书的性质与主旨."文心",即"为文之用心",就是写作时的整个心理活动."文心雕龙"的本意是将写作的心理活动用精美的文辞予以细密地论述.可以说,<文心雕龙>是一部以写作心理学为核心的文章学.<原道>等五篇论"文之枢纽",揭示了指导写作心理活动的总的原则.以下二十篇,通过对不同文体写作特点与历史的考察,进一步具体论证了以上原则的正确性.下篇从<风骨>至<总术>篇,是在上篇确立的原则下,将各种文体打通后,正面论述了一系列,临文写作时心理活动的特点、规则、方法与问题.后面<时序>至<知音>五篇,补充论述了一些与临文写作心理活动密切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使得全书的结构更加完整、系统.     

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下)

近代以来,如何整合知识论和价值论,从而建构新的哲学体系,是整个世界哲学的根本任务.从中国哲学方面来看,在原有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具有现代特色的知识论,是有识之士的努力方向,而牟宗三的"三统并建"、"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说就是一个范例.但时至今日,中国哲学界并没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其根源恐怕在于没有在更高的层面上处理好知识论和价值论的关系.本文所建构的形而上学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即道体、性体和心体.道体是一个超越的和绝对的本体世界,由值、气和理三种基本元素构成.值是"价值元",乃价值的存有、意义的存有;气是"质料元",乃质料的存有,为物质世界的本原;理是"形式元",乃理则与知识的存有,包含值理和气理两类.三者的特性各有不同:值是至真、至善、至美的,或者说是纯真、纯善、纯美的;气本身虽然无所谓真、善、美或假、恶、丑,但又包含着导致真、善、关和假、恶、丑的可能性;虽然理本身也无所谓真、善、美或假、恶、丑,却包含着真、善、美和假、恶、丑之理则.     

走出边缘困境:从成达师范透视民国时期回族精英的文化心态

成达师范致力于改良教育,培养经汉两通之才,来引导回族民间树立国家认同,增进回汉团结,提高回民文化,激发回族重教爱国的精神,摆脱边缘心态。这对于引导回族既保持伊斯兰文化身份,又能融入大传统社会,具有思想启蒙作用,改变了回族长期以来甘为边缘的消极心态,意义深远。     

论孟子的大生命观

孟子的大生命观认为天命是生命的本源,身心是生命的结构,心比身更重要。孟子把生命的问题由天道转化为心性问题,提出养心、养气等心性方法,回归生命的本源,最终可以达到尽心知性知天的生命境界。孟子规定了儒者生命之道的模式,为儒者安身立命指出了一条正大光明之路。然而,从现实效用来看,孟子的大生命观模式只适合于上智之人,不能在现实中完全开展。     

《汉志》著录之小说家《封禅方说》等四家考辨

《封禅方说》是汉武帝时方士所言封禅之说,其内容包括封禅之故事、传说、意旨、仪礼、器物、方法等,可通过《史记·封禅书》知其大概.《待诏臣饶心术》是被方士通俗化了的道家修心养心之术,书成于武帝时,后失传.《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乃长生之术,可能迎合了武帝信神仙求长生的需要.《百家》是小说家杂言之总汇,非一时一人所作.     

李滉《心统性情图》研究

早在汉代,中国儒学便已传入韩国.到李朝时期,作为<易>学一部分的易图学研究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李滉的<心统性情图>,体现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继承中国的孔孟、程朱之学和朝鲜历来朱子学者的思想.     

文献考证的“二难选择”——《文心雕龙·宗经》“铭”字复见校勘之反思

《文心雕龙·宗经》“铭”字复见问题历来是校勘学家关注的焦点，以范文澜校注的前后变化为例，明清以来复见之“铭”的校勘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势:唐写本发现之前，校勘者基本都认可朱郁仪所校之“移”字;唐写本发现之后，校勘者又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唐写本所作“盟”字是。作“移”有道理，作“盟”有依据，两者是非曲直的背后，映现的是刘勰宗经的思想基础和人们对经典与文章之间关系的认识角度。     

罗钦顺的心性论与其理气观的内在联系

罗钦顺从气本论出发,把"理一分殊"作为世界的统一性的基本原理,并形成其固定的思维模式.表现在心性论中,虽与朱子学不能完全相剥离,但也并非完全以朱子之说为模版,他的理气观一定程度上在心性论中得到了贯彻和落实.如对人性二元的化解,性情、理欲的统一,都是他的一元论思维模式的具体体现.     

从元散曲中渔父形象看元代文人心态及散曲兴盛原因

元代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渔父形象,文人们在这些形象身上寄寓了或出世或入世的理想。元代文学继承了此种由"渔父"现象延伸而来的关于仕与隐的思考,而仕进之路的堵塞,既使元代文人认识到自身无力改变现实,不如寻求自在的生活,同时文人的传统又使他们对自身的遭遇愤愤不平。这种由"渔父"情结引发的复杂心态需要有适合的文体承载,传统的诗词不适合表现这种特殊的心态。起源于民间的散曲以其特有的语言和风格引起了元代文人的注意,并着力创作,从而成为"一代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