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籍礼“风土”考

《国语》所载周代"籍礼",是一种具有巫术特征的礼仪活动。其意义是疏导土壤中的阳气,使之顺利地播散。籍礼中,以瞽为首的乐官们所从事的"风土"活动,并不是韦昭注所以为的观察土壤中的气脉,而是通过乐舞鼓动风气,帮助土壤中的气脉顺利播散。它是这一土壤巫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姚莹《康輶纪行》对《卫藏图识》资料的重视与利用

姚莹《康輶纪行》是一部主要记今西藏及川西高原藏区史地及文化、民俗的著作。康藏之行及撰《康輶纪行》时,姚莹参考了《卫藏图识》等几部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从《卫藏图识》之《图考》上、下,《识略》上、下及《藏语》等卷中摘引了大量资料。姚莹重视《卫藏图识》的资料有迫切希望较深入地多方面了解西藏的原因。《康輶纪行》对《卫藏图识》资料的利用不仅量大,并具有利用其资料十分全面但又有重点等四个特点。姚莹对《卫藏图识》及资料价值的重视,说明《卫藏图识》修纂有特点,内容也显丰富,已是清代西藏地方志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宋明史学之比较

从修史机构、史学家和史学成就等方面对宋明两朝史学进行比较,论证中国封建史学宋盛明衰。     

黑水城出土元代亦集乃路选官文书

黑水城出土的北元时期推荐任官文书和其他几件选官文书反映了元代亦集乃路官员选任的三大要求,一是自身要具备职位所需的各种条件,二是任其他职务时的表现是官员升迁的重要条件,三是需要有举保人推荐,是北元时期铨选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体现。文中还涉及亦集乃路官员对调现象,甘肃行省的仓库官经历了由各路自行选任到行省选任的过程等问题。文中所引用的黑水城文书尤其是罕见的北元时期文书,作为了解北元历史、补充以往关于元代选官制度记载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凌阁堂壁画墓的壁画艺术与民俗文化

明代由于葬俗葬制的演变和社会风气的改变,使得考古发现中的壁画墓相较于宋元时期大大减少。通过结合历史文献。对重庆永川区凌阁堂墓地发现的明代壁画墓所反映的独特丧葬礼俗与宗教信仰以及明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民间化进行分析,论证了墓葬主人为明代湖广移民或其后裔。     

邮传部与清末电政利权回收

清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小黄金期,这其中,邮传部领导的、包括电政业在内的交通利权回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邮传部对清末电政的利权回收之推动集中体现在中俄、中日交涉及中国与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交涉,除此之外还进行了进口替代生产,这极有利于该领域的近代化.以往学界仅仅关注民间的利权回收运动,而对政府部门多所忽视,此乃革命史范式在作祟.     

弘光政权武臣内部争斗述略

南明弘光政权是在李自成的农民军推翻大明王朝之后建立的,当时北方尚有清军与农民军两股势力对南方虎视眈眈,新政权处于岌岌可危之境.弘光政权的武臣正当为国分忧、保家卫国之时,然而他们非但未能建功立业,却暴露出种种恶劣行径,骚扰百姓,内讧斗狠,致使军队的战斗力下降,甚至投敌叛国.将大好河山拱手让人.其历史教训极为深刻.     

故国之思与信史精神——万斯同、温睿临与《南疆逸史》的编纂

万斯同和温睿临同为清初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史学家,二人交谊笃厚,互相推重.万斯同以二十余年之辛劳,为官修<明史>作出卓越贡献,他以务存信史、别识心裁作为修史的指导思想,在史料上强调广采和别择,在体例和文字表述上务求严谨、精审,尤其关心保存南明史的记载.温睿临的<南疆逸史>是在万斯同的鼓励与帮助下完成的,此书在修史格局上苦心经营,以"纪略"起到"本纪"的作用,与清朝官方"深没南明"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在列传的撰写和编排上,突出忠臣义士的功绩,对抗清活动记载颇详.足见万斯同的故国之思和信史精神,均在<南疆逸史>中得到成功体现,这部佳作的撰成是万、温两位史家深厚友谊的见证和爱国思想的结晶.     

论先秦儒家中庸之异

中庸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范畴,在"何为中"问题上,大儒们的回答有所不同。孔子将其视为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道",从全局和全面出发,主张"全为中";子思将中庸上升为宇宙的本体,并认为诚是上达该本体的唯一正确途径,从而提出"诚为中";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必然推演为"仁义为中";荀子为恢复孔子的中庸之道,纠偏思孟的"德性为中",倡导"规范为中"。     

从“遗民”视角看《人间词话》的内在矛盾

从"遗民"视角进入《人间词话》,可以发现"易代"的现实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空前思考与表达自由,可以更好体悟《人间词话》的强烈个性色彩。但是,从王国维品评作家所依据的内在标准,又可以看出其身上所遗留的传统士大夫式的心理洁癖。正是这种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属性,造成了王国维进退失据的人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