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电报利权的维护——以1883—1884年中英交涉福州电报利权为例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列强就不断通过各种手段侵蚀中国的电报利权,中方为维护和争回电报利权也作了种种努力。1883—1884年,中英关于如何在福州安放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电报海线的交涉便是其中一例。在此次交涉中,当时身为中国电报局总办的盛宣怀,善于运用策略,力争将此交涉限定于公司间的商业谈判而避免其成为国家间的外交议题。两国的电报公司最终于1884年在天津正式签署《福州电线合同》。该合同的签订,有效地阻止了外国电报公司对中国陆地电报利权的侵占,对此后中国电报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美国农业经销合作社规范的演变及其启示

美国农业经销合作社规范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农业经销合作社规范、新一代合作社规范、有限的合作社规范。传统农业经销合作社规范是由农民增强讨价还价力量的客观需要与股份公司这种组织方式之间的矛盾催生的。新一代合作社规范是由农民进驻食品加工环节的客观需要与传统经销合作社的束缚之间的矛盾催生的。有限的合作社规范是由农民借助“外面的资本”进驻食品加工环节的客观需要与传统经销合作社制度之间的矛盾催生的。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具有浓厚的向现实妥协的特征。从立法论来看,共同销售型的纯粹农民经销专业合作社应借鉴美国传统农业经销合作社规范,共同加工型的纯粹农民经销专业合作社可借鉴美国新一代合作社政策,混合农民经销专业合作社应借鉴有限合作社的制度。     

现代科技革命与科技社团的国际合作

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科技社团的发展,尤其是在科技社团的国际合作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由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科技社团的国际合作方式呈现出交流多元化、业务专业化、组织系统化、会员网络化和公众参与社会化等一系列特点。本文论述了科技社团在国际合作中所面临的来自外部环境挑战和机构内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科技社团需要考虑的对策包括建立宏观战略和具体方案。推动中国科技社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提高科技社团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为提高我国整体软实力作出贡献。     

蒙古族现当代母语文学创作及发展综述

蒙古族现当代母语文学创作继承并发扬了蒙古族悠久的文学传统,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论等诸多领域都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很多文坛＂大家＂。这一时期,蒙古族母语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和表现空间不断拓展,主题思想、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日臻丰富,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日趋多样,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更加浓郁,成为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打工妹”群体的生成——以长三角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长三角地区是"打工妹"最为集中的地区。本文从工厂制度的"集拢"效应、城市近代化的"凝聚力"、二元世界的农村"酵素"三个方面,对"打工妹"群体的生成进行宏观考察,认为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化、城市近代化、人口城市化"三化联动",形成"合力",使打工妹现象在近代长三角地区渐趋普遍。"打工妹"群体的生成,符合社会变迁的"必然之势",是一股进步的时代潮流。     

近十年西北近代农业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西北近代农业经济发展是西北近代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对西北近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与规模,主要从通论、农业科技的推广、农田水利、土地资源的利用和农业经济制度与农村经济发展五个方面,对1999至2009年十年间西北近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研究状况做一简单梳理。同时对研究中存在的不平衡性突出、研究深度不够、视野略显狭窄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并简单阐述了几点建议。希望对深化西北近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研究有所助益。     

解读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理路——从消极到积极的个人本位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随着历史的推进,其内涵不断变迁,但其内核依然是个体本位。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表现为个人自由最大化,是一种消极意义身份。现代自由主义时期,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呈现出积极的一面,除了强调基本的公民权利外,更关护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罗尔斯以来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强调自主的个体在能力上的平等,尤其是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合作的能力。     

近代中国东北地区地权的流变

近代东北地区地权发生两次重大转变：晚清,经历了旗地转变为民地,官有转变为私有土地的过程;民国,经历了土地集中到分散的演变。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前提条件。两次重大的地权演变,地权的集散程度共同规定着土地资源的配置,土地的商品买卖贯穿着整个过程。     

Bilingual-intercultural education for indigenous children: the case of Mexico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uprisings

The past 25 years have brought upheaval to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Mexico due to two opposing forces: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indigenous uprisings on the other. Suddenly, the topic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and education was brought into official discussions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ensions that emerge betwee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s which emanate from within th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nd from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y models. The political–educational discourse shifted from Spanishization [castellanización], assimilation, and integration to bilingualism, interculturalism, and participation. We demonstrate that this shift was not a smooth transition, but rather an abrupt change that occurred in the early 1990s. Further, despite the shift to new discourses that respected indigenou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stitutional factors have not been altered sufficiently to improve the conditions of indigenous education or their well-being in Mexico. Thus, ultimately, the new discourse of bilingualism and interculturalism in education serves to obfuscate the socio-political-economic work that must be done to truly allow the indigenous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nation’s political life.     

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 加快推进上海新农村建设思考

通过深入分析上海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结合贯彻＂十二五＂规划,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研究提出上海新农村建设目标和主要任务,明确当前上海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