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枯：五四小说家的审美方向

以学研究会为骨干的作家群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作家群,人的价值取向亦即所追求的人生境界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对真、善、美的内涵的界定、对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理想的追求便形成了各自的偏颇方向。偏枯乃是五四小说家在审美方向上所表现出的共通特点。     

论义和团在山东复起的原因及其特点

清政府“对外宣战”的上谕,促进了山东义和团运动的重新高涨,严重自然灾害的威胁把人民逼上造反的道路。复起的地区广泛,斗争声威诰大,残存下来的教堂成为被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是义和团在山东复起的重要特点。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版本考略及其意义

毛泽东的农民观对于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又是反映毛泽东农民观的一篇重要文献,毛泽东对此文作过多次文字和内容上的修改,形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版本系统,而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必定会提炼出丰富的历史信息。通过对该文其中几个重要修改版进行逐字逐句地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的农民观,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背景的变迁,其农民观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毛泽东思想。     

洋务运动科举复兴的悲剧命运

洋务运动是晚清统治者寻求自强的一种努力,科举考试在这时也得以复兴,并迫于时局而进行了变革的尝试。但由于这时期的科举被赋予了化解社会危机的政治重任,晚清统治者企图以功能之需去强化科举,不仅没有因时救弊,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清朝科举固有的弊端,直接导致了清末科举被废除的命运。     

Do self‐assessment and self‐directed support undermine traditional social work with disabled people?

In recent years, self‐assessment and self‐directed support have become mainstream options within disability services. The Disabled People’s Movement has advocated the need for such change for a long time but this has been persistently resisted by many social workers. In this article, it will be argued that both self‐assessment and self‐directed support undermine traditional social work and that social workers need to begin to work alongside disabled people, rather than ‘for’ disabled people, in order to achieve substantial system change.     

中体西用思想与维新运动

中体西用思想是一种流变发展的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得到不断地充实发展。在维新活动中，中体西用思想是维新人士宣传维新理论、拉拢中间势力、反击顽固势力和推动变法深入的理论基础。变法的最终失败并非中体西用理论的失败，而是中国传统局限与历史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1958年新民歌运动述评

1958年,中国城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人人写诗,处处赛诗。应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一部分,是文艺大跃进的具体表现之一,又是大跃进的鼓乐手,以民歌的方式宣扬跃进行为。在内容上,新民歌一方面竭力歌唱各条战线的跃进形势以及群众的劳动豪情,另一方面歌颂党、领袖和新中国。     

戊戌维新与“近代救亡的中国观”的中级形态

清楚地意识到列强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在批判地继承洋务派思想的基础上,康有为等维新派把“近代救亡的中国观”推向了中级形态：中国幅员辽阔而物博,人民广众而聪颖,文化悠远而深厚,居地球第一等大国之资格;惨败于东瀛日本,遭遇列强瓜分,乃奇耻大辱;唤醒人民的自强意识,建设巩固多民族统一的大中国,才能免于亡国灭种,进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挽救中国于危亡的根本途径是变更政治体制,以此带动军事、经济、文化的更新;服务于变法救亡,需要进化的历史观、自由平等的人权观、主权在民的国家观以及冲决网罗的批判精神。宣传救亡、推进改革、更新观念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不朽功绩,但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不够,对中国各社会阶层的认识肤浅,找不到变革中国的根本动力和现实方法,导致了变法运动的失败。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的比较

文章从宇宙化生、性情、卦爻三方面对苏轼、程颐的《易》学动静观作了比较,揭示了理学和庄玄之学两种解《易》思想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苏、程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而苏轼的“静”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为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