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地神观念的产生——以民族学、人类学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在引用大量民族学、人类学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对史前时期土地神观念产生的两个阶段予以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土地神观念的产生始于原始社会自然宗教时期万物有灵思想下的土地有灵意识,但这时人类土地崇拜的对象,仍然是作为自然的土地,并未具有神的观念。当原始人类由土地生养万物联系到女性也具有土地一样的生殖功能,由单纯的土地崇拜转向“地-母”崇拜,土地神的人格化现象渐趋成型,土地神的观念到此才真正产生了。     

女性人类学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女性人类学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是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本文梳理了女性人类学起源发展的脉络、主要理论,尝试性的探讨了女性人类学对我国教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朝贡关系之于经济人类学的独特价值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礼”的原则下形成了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历史上最独特的朝贡关系网络。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的学科方法一直没有介入这一研究领域。本文力图运用经济人类学的社会交换理论就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结果发现中国古代朝贡关系对于构建和修正经济人类学的礼物理论和交换理论有着独特价值。     

广西北部湾地区民间歌舞剧《老杨公》的艺术特色

《老杨公》是广西北部湾地区流传的民间优秀传统歌舞剧。它的音乐结构、表演特征、歌词、念白等,都有着浓郁而鲜明的地域性和原生态的艺术特色,保留着浓郁的民俗文化色彩和乡土文化意识以及独特的艺术风格。该文笔者秉持挖掘、整理和拯救民间艺术文化遗产的理念,对《老杨公》的地域性和原生态艺术特色做了一些研究。     

世界主义的文学与人类学——迈向整体人类学的跨学科新话语

在中西并行的学术演进中，文学人类学逐步成为一个具有独特表述主张和系统理论方法的跨学科新话语。伴随着对人类表述本质这一核心问题的逐步深入，文学人类学的问题意识、理论意识、核心意识在碰撞中得以不断反思乃至重塑，呈现出迈向整体人类学的话语特征和发展趋势。以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拉波特为代表，西方文学人类学正基于对以人类学为首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反思，对所谓“个体”实施关注和书写，从而最终回归“整体”，构成世界主义人类学的美好愿景，实现了其对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作出话语贡献的企望。     

医学人类学视角下《拉罗斯》中结核病和东西医学文化之争

《拉罗斯》是路易斯·厄德里克“正义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作品通过家族四代拉罗斯感染肺结核的事实,揭示了印第安民族被殖民的历史。文章从医学人类学视野出发,结合殖民医学视角通过分析肺结核的文化隐喻意义,批判了殖民统治的黑暗腐化,揭露了西方殖民者的伪善面目；同时,揭示了以西方医学科技和殖民医生哈尼弗特·埃姆斯为代表的西方理性带给印第安民族和文化的灾难,而印第安整体医学中的健康观、仪式疗法、音乐疗法所体现的人与人相互联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谐、爱的文化整体观则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从而质疑了殖民医学的进步性、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批判了短暂的西方理性,并表明了东方医学整体观的有效性和文化的永恒性。     

文本反思与表述建构：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演进脉络与文学实践研究之可能

“文本”和“表述”作为文学人类学理论创新的“元话语”，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演进脉络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进一步寻求理论创新必须认真总结的概念前提。在此基础上，把实践理论引入文学研究，使文学研究进入文学实践研究的领域，首先意味着一种现代性自我指涉的纯文学观及其封闭性被打破。文学实践研究就是要把一个抽象的文学概念还原为生动具体的实践行为，在具体而微的实践场域中分析文学被制作、被经验、被传递乃至被定义、被改写的具体情形，归根结底，就是要对文学的实践性和实践的文学性作出把握。     

化育新生：1980年代的中国民族志电影

中国民族志电影自20世纪中叶出现之后，长期处于电影学与人类学的边缘地带，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在80年代，由于从业人数较少，且多为人类学民族学内部的学术性创作，其成果更鲜为人知。然而，若回溯中国民族志电影发展史，两代学者与电影工作者怀着抢救、记录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热诚，在80年代默默无闻地坚守他们的学术使命，使这一电影传统延续至今，留存了一批珍贵的少数民族影像史料，其新旧观念的交替、创作方法的变革、转型作品的问世、学术理论的建构以及国际交流的开始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也正是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影视人类学”概念从海外学界的传入，中国民族志电影开始得到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庇护与引领，这也预示着一个更有学术前景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因此，对于中国民族志电影而言，1980年代是承前启后、化育新生的关键时刻，值得当代影视人类学界重新审视与评价。     

从区域社会经济史到历史人类学——华南宗族研究的理论进路及实践反思

新时期华南宗族研究的主要取径有三,即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取径、人类学取径和历史人类学的取径。前者主要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深刻影响,鲜明地表现于明清时期闽粤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人类学的宗族研究,接续了20世纪上半期功能主义和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注重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探讨,并形成重视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引入社会史的方法,将共时性的结构研究和历时性的社会变迁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南地区的明清宗族研究逐渐超越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野,与区域社会史相互交融、渗透,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这一取径是在充分总结前两者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层面对之所作的更为自觉的推进。新时期中国华南宗族研究受到的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主要来自弗里德曼的华南宗族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以及年鉴学派史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因而特别注重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结合,并在区域研究的视野下探讨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由此,便形成了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纵观此期的华南宗族研究,明显地形成两个基本趋势:一是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逐渐汇流,进而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趋势;二是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的互动,注重区域社会内部普同性和差异性的探讨。而这两个趋势也同样体现在华北、江南、徽州等区域社会的研究当中,并成为区域社会研究发展的主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