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茶道大行之原因分析

唐宋茶道,萌芽于魏晋六朝,成于唐中叶,盛于宋代。在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方面,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唐宋时期,茶道大行,究其原因,社会经济条件是其物质基础,茶之药用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及养生理念促进了茶道嬗变,唐宋文人的品格特征引导茶道发展,饮食文化的贵族化特征使茶道趋于精致。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唐宋大行茶道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     

宋代市民文化对南戏创作的影响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内部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重农抑商＂政策的松动,带来了工商业的蓬勃发展,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市民阶层逐渐成为社会阶级成分中的重要角色,其审美价值取向开始左右着艺术体裁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平民艺术逐渐代替了贵族艺术的主导地位,艺术面向广大市民阶层张开了双臂。南戏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将普通小人物的市井生活场景搬上了舞台,把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用通俗易懂、清新自然的市井语言和流行词调表达出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受到了市民阶层群众的欢迎,在城市市井演出竞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取代杂剧而成为当时南方的主要流行剧种。     

记忆与流行的符号——冯小刚喜剧电影人物台词风格刍议

冯小刚的喜剧电影别具一格,他非常注重人物台词的建构,也擅于将自己独特的风格标示在人物台词上.我们利用统计手段,对冯小刚近年来的喜剧电影人物台词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人物台词的总体风格特征可以用"俗"与"活"两个字来概括,而这种"俗"与"活"的精髓在其影片中又主要是通过人物台词淳朴生活化、机智诙谐化、俚俗趣味化以及灵活新颖化的方式彰显出来的.     

叠代购买力及其耗散：“80后”置业群体购房井喷现象及未来趋势分析

当前全国各地物价普遍上涨,商品房价格涨幅较大,而包括“80后”在内的那些潜在的中等收入者却面临购房支撑力日渐弱化、购房压力日益递增的不利形势。如何应对这个即将到来的购买力相对衰退的时期,值得我们深思。     

公羊义与汉代政治实践刍议

公羊学在汉代是显学,由公羊学者对《春秋》经进行阐发所形成的公羊义则是汉代政治实践的直接理论依据之一。公羊家以及儒生或在对策上书中以公羊义立政治原则,或在现实生活中以公羊义解政治难题,而帝王将相引经下诏的政治决策中,更是不乏公羊义的身影。通过儒家学者和帝王官僚的不断运用,公羊义在直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包含力求使汉王朝的政治运作在实然和应然的张力中尽量朝着＂王道仁政＂轨道发展的一面。     

中美俄博弈模式分析:决策层级、动机及过程

以中美俄博弈的决策模式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列举中美和中俄两个具有合作性质的博弈案例,进而深入分析中美俄博弈的决策角色、决策动机和决策过程,指出决策角色可分为第一层级、第二层级和辅助层级,而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决策动机.为了追求决策效率,三国决策者紧密控制决策过程,防止其他权力部门分享决策权.     

水族“霞节”祭祀活动中民俗音乐的功能探析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扬拱地区"霞节"祭祀活动,根据时间、地点的转换分出不同的祭祀场景,这些场景都成为水族音乐文化的展演场所,有多种曲式的民乐和民歌贯穿于仪式的始终。这些音乐既发挥着宗教功能,又发挥着世俗功能,音乐的神圣性、娱乐性和社会性等均得到充分的体现。     

《竹取物语》对中国嫦娥奔月的接受及化用

在《竹取物语》结尾部分,女主人公赫夜姬穿上羽衣、服下不死药随来使升入月宫,这一情节的设置与“不死药”等字眼不难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嫦娥奔月传说。但是,《竹取物语》并非对中国嫦娥奔月的全盘接受,而且在主人公身份地位、不死药获得手段等方面具有不同于嫦娥奔月的鲜明特征。本文拟通过文本解读的方法,就《竹取物语》对中国奔月神话的接受及化用进行探讨,并从奔月情节的设置来分析《竹取物语》的结构与主题,从而探明《竹取物语》引用奔月情节的意义所在。     

蜕变中的都市——从《北京风俗问答》看20世纪初期北京城市的现代化

加藤鎌三郎的《北京风俗问答》(1924年),从当下的具体事件出发,用对话体的形式记录了民国初年北京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人口、城市结构、居民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基本状态和种种变化,是北京历史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理解20世纪初年的北京现代化过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北京风俗问答》显示求新向善是当时的主旋律。20世纪的前20余年,是北京在复杂艰难的环境中在这一主旋律下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     

群体性事件中的民众心态分析

群体性事件中的骨干力量、普通参与者和旁观者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策略选择和心态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将小事闹大来实现维权的目的、借机敛财和对社会进行仇视是群体性事件骨干力量抱持的三种基本心态。普通参与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并不像骨干力量那样明确,从众和搭便车心理等往往是他们的心态。作为旁观者而存在的某些境外媒体抱持一种唯恐中国不乱、别有用心的心态。极少数不具有利害关系的普通民众以及没有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利害关系人也会表现出一种兴灾乐祸的心态。既然中国当下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心态是多元化的,政府在群体性事件的解决过程应当充分考虑参与者的具体心态,建立一套以分类管理为核心的规则治理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