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es Marriage Moderate Genetic Effects on Delinquency and Violence?

Using data from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to Adult Health (N = 1,254), the authors investigated whether marriage can foster desistance from delinquency and violence by moderating genetic effects. In contrast to existing gene–environment research that typically focuses on one or a few genetic polymorphisms, they extended a recently developed mixed linear model to consider the collective influence of 580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 64 genes related to aggression and risky behavior. The mixed linear model estimates the proportion of variance in the phenotype that is explained by th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The authors fou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variance in delinquency/violence explained was smaller among married individuals than unmarried individuals. Because selection, confounding, and heterogeneity may bias the estimate of the Gene × Marriage interaction, they conducted a series of analys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Gene × Marriage interaction results were not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se issues.     

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测度——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调查数据为样本

生计问题是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城镇化安置中的重要问题,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忽视移民的生计响应。基于“四维度三强度”生计响应分析框架和测度方法,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61户移民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测度了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发现移民生计资本响应不均衡且移民获取资本能力较弱。移民户生计方式响应最好但移民户之间差异较大,移民户生计产出响应较为明显,尤其是生计产出的行动响应方面最强,移民户生计空间响应相对较弱但移民户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总体较好,但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强度由感知、意愿到行动呈现依次递减状态,且移民农户的生计空间响应和物质资本响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移民生计响应的维度和强度,对移民生计增收机制起着强化或抑制的作用,进而影响移民的持续发展。妥善应对生计响应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尊重并激发生计主体的能动性选择,形成移民生计响应与增收机制的正向循环,是提升移民生计响应强度、形成移民持续生计能力、实现移民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和路径方法。     

大学生文化自信现状分析及培育路径研究

高校的文化自信教育没有形成整体内容,校园文化环境尚未形成良好的氛围,加之西方文化的影响和部分大学生缺乏学习中华文化的积极性,导致大学生在文化自信方面存在文化视野较窄、对文化价值的判断和文化的选择比较迷茫、文化使命感不强等问题。高校要更新教育理念,重视人文课程,营造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校园文化氛围,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增强大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兴趣,同时提升教师的人文素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新人。     

茅盾“国民文学论”新探

20世纪的“国民文学”理论话语衍化经历了发轫期、成熟期、异化期等三个发展阶段。茅盾的“国民文学论”是“国民文学”概念变得明晰而成熟的标志。茅盾“国民文学论”主张国民文学应该是一种关切现实人生、面向国民大众的“人的文学——真的文学”。它既真实反映中国全社会全民族人生境况和国民性,又反映并沟通人类普遍情感和生活;它映射中国国民性的正面和反面;它涵摄民族国家的当下现实,呈现出自主性特质,同时体现出交互性的面相：它吸纳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营养,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场域的交互对话中成长壮大。从比较的视野看,茅盾的整个“国民文学论”显现了明确性、开放性、辩证性的思维特质。茅盾在文艺民族化领域中的理论探索,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史上不可忽视的成果。     

论邓小平的国家利益共生观及其渊源

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其外交思想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之一。这不仅是由于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出发点,最主要的是其国家利益观具有极强的共生性,主要体现在外交宗旨、战略原则、策略方法等方面。其共生性渊源主要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利义共生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及其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共生观,全球化下中国与世界的利益共生关系。挖掘其丰富的共生性内涵,对于中国的和平外交事业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时代游牧民族的祚运探微--贝都因人的个案研究

随着 2 0世纪阿拉伯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建立 ,日益向沙漠和社会更深处退缩的贝都因人经历了从部落民到精神贵族的痛苦嬗变。贝都因人的式微祚运对现代社会的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以及消费观念具有警示作用。他们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中的衰落 ,既表明了今天人与自然对立的进一步加剧 ,也昭示着这样一种趋势 :人类在毁灭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同时 ,也在毁灭着自身人种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     

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冲突与互动的思考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 ,中国的法治建设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我们大量移植外来法律文化“西为中用”时 ,中国本土的法治资源也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作为有着深厚文化根基和历史传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 ,长久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起着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和作用 ,但在现今的社会转型时期 ,它与国家法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凸显 ,从而成为我们进行法治建设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究竟表现在哪里 ?两者如何构建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 ?本文试图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的探讨。     

长安之旅:康熙帝西巡探讨

康熙四十二年秋冬之际,康熙帝巡幸西安,以往被看作是经营和抚定蒙藏边疆之举,从西巡的主要内容来看,一是考察吏治民风,属于对内行政,也是儒家治国理念中强调的,借以表达对儒家治国政治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是练兵阅军,强调军队的战斗力,表明重视骑射的清朝国策。康熙帝通过密切君主与臣民关系、祭奠山川与名人树立了认同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的勤政爱民的圣君形象。无论是西巡的内容还是表达的意义,都在展示以儒家政治文化治国的象征性,阐释着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文化安全的三个辩证关系

文化安全在本质上是国家身份与认同的安全,不仅涉及文化主权和文化实力,而且涵盖文化沟通与社会整合。国家在维护文化安全时,需要妥善处理好三个基本的辩证关系:身份的自治与联系、身份的统一与多元以及身份的稳定与变化。国家若要有效保障文化安全,既要强调身份的自治权,又要关注地方与国际社会的意愿,在理性运用权力、努力积累共识的基础上,建构积极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安全共同体。国家在发展统一性之时,应为族群文化开辟生存空间,保障它们的文化权利与社会公正,缓解民族张力,促进社会融合。国家在维护身份的稳定性时,不仅要注重传统的延续,而且要不断进行自我更新,提升综合国力和文化竞争力,增进民族自信及其国家认同的感召力。     

陈映真对鲁迅的接受与偏离

在台湾作家中,陈映真是受鲁迅影响较大的一位.不过在陈映真的思想框架中,左倾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具有着更重要的地位,鲁迅思想的接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框架的制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