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的哲学反思

从三十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一系列不同答案来看,其路径主要有四条,一是沿着李约瑟博士的思路走,正面解答;二是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修正,然后解答;三是从中西方科学的本质不同出发解答;四是否定"李约瑟难题",宣称其为"伪问题",不论何种方式解答,都不可能找到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参与大于求解,因此,"李约瑟难题"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李约瑟之谜"研究述评

对于李约瑟提出的"为什么近代科学不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间产生,而只在欧洲发达起来",众多学者试图做出解答,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官僚体制"说、文化影响论、"高水平均衡陷阱"说、"人口规模+科举制"说、整体研究论等.在对这些解释进行简要评价的基础上指出,对"李约瑟之谜"的全面回答实际上超出了科技史范围,而且对该问题的全面回答将大大加深我们对历史发展的理解.     

从数学创新审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著名数学史难题 :“近代数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而在西方建立” ,是“李约瑟难题”的子问题。近 30年来 ,海内外学者在解释这一数学史难题时 ,提出了各种观点 ,但很多观点均存在着不完备性 ;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再研讨 ,即使没有共识 ,也会给人们许多启迪。从数学创新的角度审视了中国古代数学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李约瑟难题浅析

“李约瑟难题”是在中西科学技术史比较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李约瑟本人将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地理、经济与制度三个方面。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答“李约瑟难题”,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中国地理环境、人口、生产方式三方面的因素影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同时,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教育、科举制度、清朝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重释"李约瑟命题"(续)——论因果和选言命题的二难推论问题

“李约瑟命题”除了在语义的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三个二难推论外,在命题的表述形式上也存在着若干二难。它们由线性的因果决定和不相容选言命题的形式构成。本文尝试性地分析了这些命题的形式结构,尤其是当它们联用时所内含的二难推论的意义,并将之置于历史语境中作对比分析;最后,在方法论层面上概括其形成的原因,揭示其内在的转换方向的可能性。     

冯友兰与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问题”有不同的表述，他在很大程度上将作为近代科学的狭义科学与包括古代技术的广义科学混为一谈，也对冯友兰和爱因斯坦的相关问题产生误解。冯友兰问题和爱因斯坦问题都早于李约瑟问题而提出，并且涉及更为深刻的问题，即：数学演绎和实验归纳的逻辑方法为什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冯友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超越方法论层面，深入到“顺从自然”和“对抗自然”的基本人生取向。     

斯密动力与李约瑟之谜： 一个新解及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新启示

基于斯密动力的新视角探究李约瑟之谜，通过构建“资本—人口—技术—制度”作为分析近代中国斯密动力不足的框架，在此基础上从工业生产、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等方面剖析李约瑟之谜的成因。斯密动力不仅能很好地解释李约瑟之谜，而且还能为新时期我国推进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新启示，如应从所拥有的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出发，将之根植于产业创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对外贸易发展中，促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李约瑟难题浅析

“李约瑟难题”是在中西科学技术史比较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李约瑟本人将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地理、经济与制度三个方面.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答“李约瑟难题”,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中国地理环境、人口、生产方式三方面的因素影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同时,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教育、科举制度、清朝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李约瑟难题”对中国石油科技创新的启示

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中国科技发展史时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分析"李约瑟难题"在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石油科技史中的不同表现,探讨中国石油科技史中"李约瑟现象"的原因,可获得加强中国石油科技创新的启示:大力实施石油科技创新战略,如创建中国石油科技管理委员会和中国石油科技研究院,制定培养中国石油科技精英人才的"珠峰计划",建立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科技研发中心,聘用外籍石油科研人才进驻国内石油科研机构等,从而促使中国早日重新成为世界石油科技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上）——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