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企业的企业法主体概念之选择

国有企业概念未能表述企业法律形态,不能作为企业法主体概念.我国国有企业可表述为六类企业主体概念.即公共企业、公有公司、相对公有公司、公产合作社企业、公产参股公司、公产合作企业.这六种企业又统称公产企业,即由公有资产投资者全部或部分投资形成的、含有公有产权的、具有经营性特征的各种形式的法人或非法人经济组织.公产企业概念比国有企业概念能更准确地表达这类企业的经济性质,更好地反映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更好地体现现代企业的内在规律,比国有企业概念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法主体概念的要求.我国应整合现行国有企业法律法规,完善以公产企业为企业法主体概念的企业立法.     

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主体的多元化

野生动物所有权制度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意义重大,但对野生动物是实行专属国家所有还是多重所有素有争议。鉴于我国野生动物国家所有权制度实效性偏低,已不能适应野生动物保护的新形势,笔者主张建立以国家为主体的多元化野生动物所有权制度。     

社会多元化转型期隐私权与知情权关系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评价模式发生着深刻变化,并具体对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发展扩展产生重要影响。今天,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问题日益突出,冲突本质在于两者在价值与利益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并具体展现为公法领域冲突与私法领域冲突两大方面。为化解权利冲突,应明确人格尊严与自由、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的基本冲突协调原则,构建包括认定、确立、调整、评价四个层次的完整冲突协调体系。     

优化营商环境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进展,与放管服改革的逐步深入推进紧密关联。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都包含着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和内容,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的评估指标中多数也与行政审批有关。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在多维度取得了转折性进展,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着手优化营商环境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按照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有为政府”要求和高质量发展目标,行政审批和后续监管领域仍然存在的问题需要解决。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今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从注重数量变化向结构优化改革转变,同时在放管结合上着力并有所突破。     

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安乐死”问题的再思考

安乐死问题涉及到医学、法律、哲学等诸多领域,对于安乐死问题一直存在赞成与反对这两种声音。安乐死并不与伦理道德相冲突。反对安乐死论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伦理道理驳斥另一种伦理道德,不具有科学性。安乐死问题与生命权体戚相关。安乐死某种程度上是生命权的表现形态之一。安乐死立法是建立在发达的医疗制度、法律制度等基础上的。当下中国对于安乐死立法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现实而谨慎进行,对安乐死的条件、程序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界定。     

古代以色列民族律法观念下的王权特征

古代以色列民族君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限君权"。这一特征与以色列民族古老的律法观念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在以色列民族的传统中,律法来自耶和华的启示,具有神圣性。国王则与百姓一样,是律法的遵行者,本身并不具有神圣性。"君权神授",而且其权力被认为是耶和华出于百姓现实需要的一种宽容,而不是一种必然。这一传统认识的长期存在,是以色列民族立国后长期存在的以氏族部落制度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所决定的。正是这一根本原因,使得以色列民族君主制度的历史上,不可能出现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也为"申命派"史家和先知们对民族诸王的评判奠定了现实基础。     

民族自决权对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法律意义

民族自决权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今天却被当作了民族分离和民族分裂的理论依据.本文通过澄清民族自决权的涵义,阐明了其本质特征,说明了民族自决权与民族自治权的关系,论证了民族自决权对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法律意义.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缺陷与制度重构

在梳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与规章基础上,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的法律缺陷进行系统分析,并从修订相关法律、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健全监管问责制度、创新评估审核制度、建构契约合作制度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期望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提供参考。     

民族法制的中国经验及其贡献

在中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建立并进一步巩固发展，这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结果，它为当代国际社会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对民族团结概念作宪法安排以建构公民认同；以少数民族干部制度作为沟通的制度性安排；自治权作为发展权的制度设置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设立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独特安排，保证了民族关系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以多元与一体并存的发展形式，保证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平等共同发展。     

政府间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评估

全球环境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其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治理模式也由原有的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向有限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模式发展,呈现多方向的新变化。除国家政府之外,就国际组织而言可分成政府间国际组织(IGO)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两种。文章将探究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是否政府间国际组织可以替代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并以绿色和平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两大组织为例,从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治理体制的功能需求方面进行案例对比分析与治理有效性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