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应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力军

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关系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大学生由于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具有良好思想道德基础,因而对公民道德建设具有示范和辐射作用,应成为《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模范的实践者。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转居"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公共政策

农转居作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人口演变的必然趋势,已成为推进人口城镇化的重要举措.通过对南昌市青山湖区、新建区的城乡结合部和若干农民工集中求职点进行调研,对调研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结合社会学、人口学等领域专家的咨询意见初步推断出影响农转居实现的因素,主要来自经济、教育、心理及社会四个方面.为进一步探究这四方面因素对农转居实现的影响程度如何,基于调研的原始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转居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月均收入、教育水平及社保覆盖情况对农转居的实现呈现正向促进作用,而回家次数则与农转居的实现概率呈反向关系,其中月均收入和社保覆盖情况对农转居实现的影响程度最大.最后通过对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有针对性地提出公共政策,帮助农民工顺利实现农转居.     

城镇化过程中农转非居民的贫困消减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成都贫困调查的实地访谈资料,对城镇化的贫困消减作用进行研究。通过比较城市原住居民与农转非居民的贫困发生率,研究发现：与城市原住居民相比,农转非居民的贫困发生率显著更高,且农转非居民内部的贫困发生率存在群体差异,被动市民化者的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主动市民化者。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户籍变更的贫困消减作用存在制度滞后效应,且被动市民化者居住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更差,市民化的收益相对较小。这意味着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该让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村居民先进入城市,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将城郊变为城市,将农村居民变为城市居民。     

论安置教育制度的废除——对《反恐法》第30条的质疑

安置教育不是我国的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而是类似于我国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性质的行政强制措施。安置教育是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制度的继续,其凸显了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制度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自由、违反诸多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曾经违反的法律原则等重大缺陷。安置教育制度因与《反恐法》终极价值目标相悖,可能会导致愈反愈恐、导致反恐机关权力寻租以及人身危险性标准难以把握等问题出现,从而不利于反恐法的立法目的的实现。安置教育制度设置存在立法价值偏差、立法思想错误运用以及反恐方法本末倒置等不足。安置教育制度废除后,弥补措施应当包括防止违反法的价值的法律规范再现,并运用刑罚、安置帮助教育等措施弥补因安置教育废除带来的空白。     

孙惠芬小说的家族意识

孙惠芬小说涉及许多家族叙事元素,但与许多作家善于通过宏大叙事来创作家族小说不同,其小说没有宏大叙事,没有精心的故事设计,家族意识是通过稍显散淡的作品人物,尤其是以申家家族成员为代表的人物描写而集中体现出来的。这一特点也使得其小说迥异于当代其他同类题材的小说。孙惠芬小说的家族意识主要体现在具有强烈而焦灼的进城心理、家族本位意识和倚重精神取向三个方面的特征。     

践行“女国民”：五四时期湖南女学生的社会参与

五四时期的湖南女学生以多种形式的社会行动践行＂女国民＂：改组自治会,加盟新民学会,以谋女子政治参与权;创办《女界钟》,倡导妇女解放,以争婚姻自主权;成立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组建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以争男女平等教育权;澄清同仁误解,创办平民女校,以达各界女性携手并进。他们的社会行动不仅使近代女权运动向纵深发展,且借此完成其主体身份的建构。     

网络符号：视觉时代的交流

在互联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符号。本论文从视觉时代的到来、视觉文化的特征的视角，深入、全面地分析了网络符号的视觉性特征，指出网络符号是适应了视觉时代的交流需要。     

大学法律基础教育问题的学理省思

法治社会的建设需有相应法治理念的公民。当下中国大学法律基础教育的成败，关系到现代公民素质的高低，关系到法治中国能否实现。大学应正视法律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重视不够、内容和课时受限、教师专业水平欠缺等。应从回归法律学科教育本位、重构法律基础教育模式、优化教师团队等方面改革当前大学法律基础教育模式，完善法律基础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健全大学生法律素质，为社会培养心智成熟、人格健康、全面发展的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现代公民。     

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经济发展为推进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但两者关系十分复杂。从现代政治系统运行机制来看,直接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制度主要有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和监督制度。推进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是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必然要求,推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需要实现五个根本转变。公民素质对政治参与有着重要影响,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必然要求根除臣民意识,培育公民意识。     

斯巴达公民人数与土地集中的关系探析

土地制度是考察斯巴达城邦兴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以后,斯巴达土地发生了猛烈的集中,由此造成公民人数剧减。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首先,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公民人数已明显呈下降趋势,但其份地制度似乎未发生显著变化;其次,造成公元前4世纪公民人数继续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主要不是、也不可能是由于土地猛烈集中所致。